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和稳定更为重要了；同样，也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些问题更具争议性。欧洲人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十多年之后，还在争论欧盟(EU)的稳定条约和欧洲中央银行几乎只关注于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防通货膨胀政策辩论。欧盟的方式究竟是一种成功的稳定化政策的里程碑，还是其制度结构把欧洲送上了持续滞胀的厄运，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在美国，有些共和党人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赤字会提供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刺激。同时，有些民主党人则认为，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不仅未给短期增长提供任何刺激，由此形成的赤字还将制约长期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稳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一般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一直遵循反直觉的思路。在经济下滑时，他们建议采用顺周期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采用的策略正好相反，与宏观经济学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东西也正好相反。例如，在应对阿根廷、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期间，尽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IMF仍主张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历史大转弯，因为IMF的诞生得到因凯恩斯的智力支持，而凯恩斯是一位热忱主张反周期财政政策的人—即在经济下滑时增加开支和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按紧缩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IMF所主张的紧缩政策使经济下滑恶化。就连IMF自己现在承认，它在东亚国家推行的政策建议是错误的。IMF独立评估办公室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IMF惯于过高估增长和投资的前景，即使在未发生危机的国家也如此。这就必然使它提倡使用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经济学家们将他们的研究领域区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又进一步将稳定政策和增长分割开。绝大多数的讨论和众多制度设计的任务都是遵循这样的划分。这就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们在满足稳定化目标时极少考虑其对增长的影响，与此同时，又试图通过侧重于改善经济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增长。本书对这些分类提出了挑战。我们认为，稳定化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通常会带有负面的影响。此外，结构性政策，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对经济的稳定性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联系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一本书中同时讨论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更为理想的是，我们能够把其他旨在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囊括进来，考察它们如何影响经济的稳定。但是，这样的任务就目前来说实在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