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在18世纪晚期的格拉斯哥街头，如果一位男士不能身穿一件亚麻衬衫，那就是不体面的。经历过饥荒和战乱的阿马蒂亚•森一直铭记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这个“体面生活”的例子，后来在剑桥大学的特纳讲座中，森以《生活水准》为题，详细阐释了他个人的思想与斯密“体面生活”论述的关联。生活水准（thestandardofliving）这一概念原本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就跟斯密的“体面生活”的概念一样。但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斯密实际上表明，穿着亚麻衬衫体面出现在公众面前，是18世纪格拉斯哥人的“生活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当然这也是对于什么是体面生活的具体例证。
近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反思，而不是单纯拜倒在GDP这样的抽象数字面前。单纯的商品拜物教是斯密也反对的，罗卫东在《情感秩序美德》一书中通过对斯密不断修改《道德情操论》的分析指出，晚年斯密对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被异化而导致美德沦丧痛心不已。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使财富增长黯然失色。森的学术思想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到斯密的古典传统，对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反映在他一系列对贫穷和平等问题研究的著作中，包括《贫困与饥荒》、《论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
总体而言，森认为GNP或GDP一类的数据描绘的增长画面经不起深究。印度由于其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总是有意无意被中国当成一个参照系来比较。1982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NP比印度高出19%，但要让印度与中国的人均GNP的内在信息一致，1960年的时候必须使印度人均GNP比中国高54%。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那个时期的GNP估计都表明，两国处于相似水平。森由此总结到，数字计算的表面精确性只不过产生了混乱的画卷。生活水准上的成功或失败是生活状况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数字去把握相对富裕程度的问题。对于贫富差距及不公正问题的结论是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总结的，首先我们应该以个人自由是不是扩展来衡量经济增长，其次公正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个人基本能力的拓展。
这本新出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正是森对公正必须依靠基本能力的扩展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简单描述。全书共四编，分别讨论了争鸣的传统及社会根源，印度多元文化对争鸣的影响，印度的等级性别种姓制度与政治抗争的关联，以及印度人的身份与理性所蕴含的意义。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都是至关重要的。
将印度的争鸣传统置于森的整体思想框架，不难发现，争鸣传统对于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而民主可以极大的避免不公正的公共决策，从而也能极力避免对底层穷人的剥夺，例如避免造成饥荒造成大量穷人的死亡。这对公正平等而言，意义不言而喻。森指出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的总结是：“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而且在森看来，20世纪的伟大成就中最了不起的是“民主制度”。
从“争鸣-宽容-民主”的构架可以推导出对社会公正的促进，而这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沉默却是公正的大敌。允许争鸣，而不是迫人沉默，这是迈向公正的第一步。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中提到“阿育王的同情”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即使一个人自己的境况很好，也会因为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而感到难过。这种同情共感也迫使人们进行表达，而不是明哲保身。通过《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森实际上讲述的是印度人“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故事。这对当下中国，不啻于警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