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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具体即指《易》、《尚书》、《诗》、《礼》、《春秋》五部书。“四书”之名，则始于宋代的“二程”。南宋理学家朱熹注《论语》，又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分章断句，加以注释，配以《孟子》，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四书”便通行于天下。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问相与谈论。因此，《论语》又是若干片断和篇章的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顺序没有什么道理，而且绝非出自一个人的手笔。通行的说法是，《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最后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所以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年。《论语》的核心思想是“忠恕”和“仁”。“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就是“爱人”。
《大学》分“经文”一章，传文十章。“经文章”是孔子的言论，由曾参口述；十章“传文”，则是曾参的见解，而由他的学生记录而成。曾参又称曾子（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的思想，主要是“仁”和“孝”，而尤以“孝”影响最大。“曾参之孝道，感天地，动鬼神。”（唐•皮日休语）曾子也因此获得后世“宗圣”的称号。《大学》是儒家阐述治国平天下的一篇政论文。它的主要思想是“修己以安百姓”；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全篇将道德修养和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将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合而为一，是儒家“人世”思想的全面体现，对后代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庸》的作者子思（前483-前402），姓孔，名伋，字子思，他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被后世尊为“述圣”。子思是儒家学派的承前启后者。他虽说没有亲聆孔子的教诲（子思小孔子六十八岁，在子思的幼年，孔子即去世了），但他跟随孔子的弟子曾参学习，颇得孔门真传。子思的思想又通过他的门人传给孟子，孟子继承发扬，最终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子思的《中庸》，全面而深入地阐述和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大学》是儒家的一篇政论文，那么，《中庸》则是儒家的一篇哲学论文。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的主题，在于阐述中庸之道最完美、最高的道德。同时，在方法论上，它又倡导在认识、处理问题时，选择一个正确的立脚点，既反对“过头”，又反对“不及”；从宇宙观看，《中庸》主张“天人合一”；从政治观看，《中庸》主张人治、德治；从教育观看，《中庸》倡导在“诚”的基础上，采取“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
自从宋朝的“二程”首创“四书”之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编辑问世以来，“四书”便形影不离。此次整理，由于篇幅原因，将《孟子》抽出单行，而将《论语》、《大学》和《中庸》合刊。《论语》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大学》、《中庸》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编次也基本不变，程子的提示，朱熹的序和按语，对理解原文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也予以保留并加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