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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大致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说唱五大类别，其中散文的历史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应用性也最强。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可以不使用诗歌、小说、戏剧和说唱，却不能不使用散文。散文是形成文字的口语，一旦没有散文，人际交流就很难进行，社会生活就会停滞不前，可见散文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这些散文现在读起来，还是那样质朴自然，真切生动，就连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某些篇章。魏晋六朝时期盛行的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虽然对提高散文的修辞和文采有一定作用，但总体上说，它是对先秦两汉散文的破坏与反动。这种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的文体，仅在上层社会流行，与普通人全不相干，从而严重阻碍了政令的通行和人际的交流。因此，历代有识之士不断对骈文发起抨击，要求改革文体的呼声不绝于耳。
唐代中期，为了复兴儒家学说的政治和文化需要，韩愈、柳宗元不惧嘲讽排挤，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明道的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旗帜鲜明，论辩有力。在创作上，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较高、体裁众多、风格多样的古文范本，业绩雄厚，令人信服。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则要求继承与发扬先秦两汉作家用当时口语作文的精神，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出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体。韩愈、柳宗元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向占据统治地位的骈文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培养并影响了当代和后代的一批散文家，把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晚唐至北宋初期，由于政治腐败和统治阶层的审美偏好，骈文依旧流行，散文与骈文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直到北宋中期欧阳修的出现，才对持续了百馀年之久的文体斗争作了最后的总结。欧阳修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要求关心人问“百事”，从“百事”中去体会道，而不是抽象的儒家教条。这种主张有利于推动当时具有革新意义的“庆历新政”，因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欧阳修宽厚仁爱的道德品质，平易畅达的文章风格，又受到广大文人的推崇与拥戴，成为天下公认的一代文宗。尤其是他利用主持科举的权力，斥退了一批迷恋骈文的士人，提拔了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作家，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创作出十分丰富的典范作品，最后完成了韩愈、柳宗元首倡的古文运动，其巨大影响直至明清而不衰。经过历史的长期淘洗，人们普遍认为在众多古代散文家中以“唐宋八大家”的成就最为突出，于是有了明代朱右的《八先生文集》、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