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周其仁，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1989年5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UCLA，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作者的研究兴趣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内容简介
“经济大时代”是张五常讲的。早就听到他讲，听了想，想了看，看了又想，觉得教授所谓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经济大时代”，轮廓越来越明显。2004年秋季，自己开始对北大同学讲，得到回应，然后就陆续写下收入这本文集的专栏文章。
从来喜欢观察细小的经济现象，做落手落脚的研究工作。不曾料到，得到教授的提点，偶然抬头远望，真就看到了一个大时代。是非常“宏”的经济现象——几十亿劳动力在全球市场上开展经济大比拼。其中，“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耀眼夺目，怎样低估也在世界舞台上占了一席之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说，廉价劳动力。是的，中国和所有发展中经济的劳力便宜。不过，要是单凭劳力廉价就可以克敌制胜，天下发展中经济岂不早就出头？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工成本更为低廉，1980 年城市国营工人薪水不及欧美工人的1%，而农民收入更低到不足为道。可是那个时候，满世界哪里可以看到“中国制造”？
开放重要。经济不开放，不同成本的产品不放到同一个产品市场上竞争，劳动力再廉价，也不是一项竞争的优势。闭关锁国，劳力廉价不过是关门受穷的同义词！开放更重要的含义，是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生产的技术和窍门，产品的款式和花样，商业活动的组织办法，在开放的市场里很容易传播。信息是可以分享的，这对后起之秀特别有利。
但是，人们接受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要适当的激励才能得到发挥。是的，技术和经济信息的“可得性”是一回事，“要不要”、以及得到有关信息后是不是尽最大努力应用于经济活动，是另外一回事。下乡的时候，看到同一个农民在自留地和公家大田里的劳动判若两人，就知道“激励”对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拿中国的经验看，要不是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改、改、改，还会不会有今天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把上面几层意思来来回回想清楚，我认为看经济最简单需要三个变量：第一，要素成本，包括劳力、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之价；第二，组织和制度费用，就是把经济要素组织起来的规则和制度的确立、执行和运行费用；第三，经济要素的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技术和知识水平。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以低者为优，要素品质则高者取胜。一个经济如果要素之价相对低，制度费用又降得急，而要素质量得到稳定的提升，那就会挡也挡不住地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这是所有后起之秀的崛起之道。当年的美国，相对于英国是这样急起直追而上的；后来的日本、德国，以及再后来的“亚洲四小龙”也是这样后来居上的。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终于轮到了中国。如果说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中国的人口规模特别巨大，劳力和其他要素成本因长期贫困而特别低廉，改革开放冲破了原有体制的禁锢，使制度费用下降得特别急速，还有就是中国人在市场环境里学习潜力的发挥，特别令人叹为观止！
没有人否认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依然巨大。但是发达经济凡价皆高，要素成本实在过于昂贵了。法治基础稳固、市场制度完善，当然是长处，不过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节约制度费用的很大余地。发达经济真正的竞争优势，是技术和知识等人力资本存量雄厚，可以长期靠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可是，论到技术和知识，在举世通讯条件发生根本性改善的条件下，“信息可分享”准则又无疑偏向发达经济的追赶者。
天下大势是清楚的。欧美、日本的竞争利器是源源不断创造出独到的产品——执“独到优势”牛耳是也。中国和其他开放的发展中经济呢？独到产品不多，但只要人家会做自己也会做的，就一定能把“成本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拿定单、挤对手、占市场。“独到优势”对“成本优势”的大对决，当今世界想不热闹也不可能。行家看门道，我认为在开放条件下，“成本优势”据经济攻势。证据很简单：现在拥有成本优势的经济，比发达国家还要欢迎自由贸易！
这是经济大时代的难得机会，从来没有遇见过。由此带来最严重的挑战，是会不会把这个历史机遇放跑了？成绩好、势头好、前景好，不等于一定就能把机会抓住。历史经验有迹可寻：“穷则思变”易，小有成就再变难，而最危险的是在大时代的机遇面前行差踏错，转错了大路向。
所有麻烦，集中反映在制度费用上。如同一切成本曲线，制度费用降下来还一定会再升上去。市场规模扩大了，狭义的交易费用相应增加，无可避免；非市场的经济组织费用，向来高昂，如果渐进改革不再进，甚至停滞，这部分的制度费用会更加高昂。加起来，全部制度费用的实际走势究竟如何，有哪些节省之道，实在至关重要。这也是本书观察经济大时代的一个重点，请读者阅读时不要放过了。
结集到本书的文章，主要来自作者前后开设的三个专栏：《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其仁文章》，《经济观察报》的《挑灯看剑》，以及英国《Financial Times 》（中文版）与薛兆丰合开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作者感谢三家报纸的编辑和读者，特别感谢张东生、殷练和张力奋耐心的催稿努力和精心的编辑工作。没有他们，作者不可能做到每两周写出三个题目的文章。同样，没有北大出版社的林君秀和任旭华，这些文章也不可能如此顺利结集成书。最后，作者特别感激张五常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这本小书一下子就有了“收藏价值”。也许他知道我欠他的实在多，干脆有求必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