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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宋代起，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带动文化、教育事业全面进步。而官学、私学的发达，闽学的创立与传播，科举的兴盛，以及雕版印刷资源的丰富和水上交通运输的便利，都促成福建刻书业的快速崛起。福建建阳随即与浙江杭州、四川眉山并列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这种兴旺景象在元代得到持续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明末。
宋元时期的福建刻书以其刻书数量多，营销范围广，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宋祝穆云〔（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气叶梦得言〔福建本几遍天下〕朱熹也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气宋元之际熊禾亦谓〔书籍高丽日本通〕。从这些文字中不难想见当时的盛况。
宋元福建刻书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的精华部分如：泉州州学刻《禹贡论》，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隐》、《杜工部草堂诗笺》，魏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祝穆刻《方舆胜览》等，千百年来一直嘉惠士林。由于宋元闽刻古书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为后人校勘、整理古代文献提供了刊刻时代早、较接近原貌的底本或校本。清初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对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一诗颔联作〔山中一半雨，树杪万重泉〕赞赏有加。该书卷四还对元代建本《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的版本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