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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这学期的最后一课，长舒了一口气。讲章太炎的学问与思想，实在不容易。前天的话题，是从章之三写《儒侠》谈起——无论最初的写作，还是日后的修订，都是有现实刺激，但又不同于康有为的“以经术文饰其政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深情，不应景，独具面目，这样的学问姿态，很是让人羡慕。
史传擅长叙事，诗词主攻抒情，至于文章，立论是关键。你当然可以散文笔调讲故事、发感慨，但“立说”之优劣，端看“持论”是否坚实。按照章太炎的思路，“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历朝文章，各有偏至，惟有魏晋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为“百世师”(《国故论衡·论式》)。十年前曾撰文，阐释章太炎之“发现魏晋”与“重读六朝”，强调其在中国思想史以及文学史上的意义(《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大致的思路，今天看来仍然有效。只是对其“立论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纵横”(《国故论衡·论式》)，似乎还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就反对区别“文集”与“史书”，强调“文”中必须有“学”而言，章太炎的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可是，名家之精微简练深达理要，固然值得表彰；纵横家之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也自有可观处。关键在于，论政之文本就与论学之文异，不能太书生气。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箴新党论》等，都是思想史上关系重大、酣畅淋漓的大文章。称这些文章没有“意气用事”、或者不带纵横家印记，那是说不过去的。章氏本人或许真的轻视这些“论事之文”，认定“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与邓实书》)；可当时的读者以及日后的史家，并不这么看。不辨学问、政治孰高孰低，单就文章气势而言，借用鲁迅的说法，上述诸文，“皆我所百读不厌者”(《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