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早在古希腊时期，美术犹如其他手工匠，被视为“一种制作的知识和技能”。希腊人始终十分重视“看”的行为，并开始把对事物的感受直观地注入作品之中。哲人苏格拉底，这位石匠之子在思考艺术品与其他工艺制品的区别时，认为“模仿是绘画和雕塑这类艺术的基本功能”。柏拉图继承其老师的模仿说，进一步指出艺术之模仿自然，与理念世界隔了三层。柏拉图似乎否定了艺术，却消极地显示了艺术似乎无法企及的目的和性质。亚里斯多德则从普遍与特殊的辩证之中，揭示出自然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关系，并将艺术视作理解世界的一种体系。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无论有怎样的异同，却都共同地构筑了艺术科学和艺术哲学思考的根基。同时，这些关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论争，也进一步深化着艺术行为中“看”的意蕴。尤其是在亚里斯多德那里，“看”就是理解，是思想的可能性的存在。
　　在这里回顾这些，实际上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开始，艺术就一方面具有了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特性：视觉的直观性。正是这两者，共同铸造了艺术的特殊的智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这两者的偏颇，常常酿成艺术发展的危机。比如：在19世纪末以前，艺术的视觉直观性常常不被视作艺术的本质特性，艺术创作受制于各种非视觉因素。但是在那之后的近现代艺术迅疾发展的狂飚中，这种直观性却又往往被视作唯一可以辨认的标识，成为可被任意诠释和夸张无度地挥霍着的一个意念。甚至随着艺术本体性的超常规的嬗变，被不断地雕镂成一种假象：艺术越远离智性常态就越有“希望”。现代艺术史的上空充斥着太多被塑造而成的非理性的“天才”形象，艺术几乎被这些形象诱入狂热的疯人院。
　　的确，艺术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智性方式，这种智性方式在于人与世界不可分的整一混沌的境域，在于“看”的瞬间物我’交融、相即相忘的那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但它绝不是那种绝圣弃智的怪人、狂人的专利，也不是缺少思想的手工艺匠的代名词。它自成系统却绝不孤立；它有明确的价值体系却从不封闭。在创造的道途上，它曾被视为异端，但绝不以异端自诩；在面向世界不断诘问的过程中，它摒弃一切陈词滥调，却因此倍加珍视疑难和思考的重要性。它是与言说的方式判然有别却又彼此相通的道途；它是人类与世界勾连的、能够达到公共性显现层面的独特的思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