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该项目由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林耀华先生领衔主持，指导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强调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它应有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和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于我国的如火如荼的“文化热”中，在如浪如潮的论及文化的出版物中，却很少有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综合研究的论题及著述。多种冠以“中国文化”的著作中，都很少涉及甚至不涉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涉及到的也只是中国古代民族的一少部分，而对建国后确认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基本上没有论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著述者没有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或称“一体多元”）文化的认识，也可能是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不是自己研究的专长，最好还是扬长避短。在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念中，“民族文化”是针对“外国文化”而言，“民族文化”即是“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在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领域里，“民族”一词却更多地指“少数民族”，是针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而言。因而论及中国文化而没有充分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我们便认为是种严重的欠缺。
其次，对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有现实意义。笼统而言，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不仅有广阔的领域，而且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学科研究基本上是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和民族学的四元结构，具体到民族学来说，则主要是研究民族志，民族的起源、发展和消亡过程，各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民族学忽略文化的缺憾也是十分明显的。近年来十分注重民族文化研究的祁庆富教授大声疾呼：“中国的传统民族学要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需要来一次大张旗鼓的文化‘回归’！”“中国的民族学要发展，要创新，需要从振兴‘文化’做起！”（见于施正一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广义民族学》）。他的这一观点得到民族学界一批专家的认同。目前，民族学从广义上来说，所包涵的分支学科已涉及到民族理论、人口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制学、文化学、文艺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和传统民族学。在具体研究中，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文化民族学作为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开放性地吸收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工艺学、博物学、符号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以研究各民族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形貌及演变规律为基本任务。文化民族学以民族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民族。针对民族学而言，它对文化的研究更具体更细微；就文化民族学而言，它又对民族文化有更概括更深刻的把握。这正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
第三，能进一步发扬中国民族学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在五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经历的伟大历史变革中，民族学研究以少数民族社会性质为中心课题，为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做出了巨大贡献。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大变革，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全国人民一道，改变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必然要涉及的大课题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以及如何使这种冲突得到协调。因而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术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注意把握以下四种关系。
第一，从宏观上要注意尽量全面准确地概括出某一文化事象的全貌；从微观上，要注意尽量使某一文化事象具体真实。要有论有据，论有所据，据有所证。
第二，对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华要充分肯定；对民族文化中的糟粕缺点要客观分析。要实事求是，科学严谨，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以瑕掩瑜。
第三，民族学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主，但在学术界许多有关民族风俗的著述，不大注意民族风俗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演变，仍大量罗列那些在现实中已消亡或正在走向消亡的事象，而给人以少数民族停滞不前的错误印象。我们在写作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介绍，使读者了解各项文化事象的发展过程，又注意说明现实情况，尽量使读者对民族文化有个符合现实情况的了解。
第四，在全书的各章节写作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全书结构的统一完整，又要照顾到各章节的相对独立。对要全面了解民族文化的读者来说，有个大致的全面印象；对那些想了解某方面文化的读者来说，也不觉得支离破碎。
关于该书的写作有几点说明：
第一，该书是依照正在草创过程中的文化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写作的。文化民族学仅仅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尤其是民族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必然有很多联系和交叉。一般来说，凡是有独立学科的，该书就不过细论述。
第二，由于该书涉及的内容较广（这当然与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关），因而在写作过程中涉猎的各种资料有数百种之多，但由于笔者学术能力所限，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论证上难免有偏差疏漏和偏颇失公之处，诚请有识者不吝赐教。
第三，该书在定稿阶段，祁庆富教授出国进行学术研习活动，只好由徐万邦来统稿审定。该书第一、二、五编由祁庆富执笔；第三、四编由徐万邦执笔；第二编第六章由聂静洁执笔。聂静洁同志在成书过程中还协助做了些具体工作。
第四，该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领导（宋蜀华院长、马启成常务副院长、白振声分党委书记三位教授）和校科研处、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