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若非恰遇重大历史转折——类似于基因突变——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我们也会以年为季，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获。
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而亟需引入新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从形式的角度讲，这叫“陌生化”，从内容的角度讲，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叫“思想解放”。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新话语的“新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像“新文化运动”的白话小说，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对“载”于古老修辞方式中的“道”的清算；“新时期”后的各种“现代派小说”，也不仅仅是“形式探索”，而是在文革后的话语荒原上，对新资源的开发。这就是话语流变，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
而现时话语的特点，是“流”大于“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的时期。惜日的先锋，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因为“恶补”已成过去，当各类的“叙事圈套”都已不再新鲜时，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话语创新。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美女”，也纷纷卸妆，或谢幕退场，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从前些年开始，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
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如严歌苓、须一瓜、王松、陈应松、杨少衡、叶舟、李冯、迟子建、王祥夫、罗伟章、夏天敏、胡学文、孙惠芬……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范小青、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新旧面孔间的替换，在06年里并不显眼。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既是种调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严歌苓没能续演《吴川是个黄女孩》那样的杰作，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林老板的枪》。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如王松的《双驴记》、须一瓜的《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另外如叶舟的《目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马秋芬的《蚂蚁上树》以及魏微的《家道》、阿宁的《假牙》、迟子建的《第三地晚餐》、王祥夫的《尖叫》等，也都令人刮目相看。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
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底层叙事”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问题小说”、“干预生活”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宣传工具”的危险的。可以说，意识到小说的“文本性”，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
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文本性”，究竟谁主谁从，孰重孰轻？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使其重返“载道”的怪圈。我个人以为，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和随意。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这与中国文论始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其实，在话语的深层，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而形式的深层则是内容。当某种看似绝对“正确”的“内容”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超隐喻”时，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都是“陈词滥调”。
我们对“底层”的关注，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既要关注“底层”，更需关注“底层如何文学”。如果因“底层”而忘了“文学”，那就会既误了“文学”也误了“底层”。
米兰•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
那么，什么才是小说的“发现”呢？
小说的发现，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被扭曲，被消音了的“声音”的感知和发现。无论其是对人性，对罪恶，对平庸，对记忆，对潜意识，对梦想，还是对“底层”的发现。我以为，“发现”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内容”，更是“形式”，因为“发现”其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一种反“俗套”，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于“底层”的发现，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悲情故事”，更不是要“开药方”，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湮没于“黑压压一片”之中的生动面孔，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让我们看到掩藏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底层叙述”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走向狭隘和仇富；相反地，“底层叙述”应营造和谐与公正，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让不同的“社会方言”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小说是在讲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它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一路向我们走来……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达的，是灵魂。
在众多的“底层叙述”中，葛水平的《守望》给我的印象颇深。《守望》并没有一味地在“苦情戏”上做文章，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平静”地讲述了一个叫米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的烦恼：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中，成功地揭示了性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述行”作用。通俗点说，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而是被性别话语“调教”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再看小说《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性别”（男/女）身份对她的“塑造”，而更有城/乡身份对她的“述行”。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她是个乡下女人。
“乡下女人”的身份认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勤劳、善良、简朴、诚实、柔顺……然而她的这种传统“乡下女人”的身份，在今天的“语境”中，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果然，“五号病”（口蹄疫）就来了，猪被烧光了，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进了城，于是，一个“乡下女人”与“城市”的对话和冲突，也正式地开始了。
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米秋水的死，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凶杀”，而是误杀。确切地说，是缘于另一“乡下男人”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而这一切，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
小说极其平静的叙事，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从而摆脱了一般“底层叙事”的粗糙和雷同。
与葛水平的“平静”不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陈应松的叙述话语，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浑浊、浓稠、莽撞、肆意、喷薄……但却热力逼人。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但在初读他的《太平狗》、《火烧云》时，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烫”着了。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朴素，不加雕饰，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不要用头脑去同情——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要用心灵去同情’——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的感受是相似的——不用头脑去同情，而要用心灵去同情——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上的云霭。
《太平狗》和《火烧云》，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就不多提了，好在《吼秋》是发表在2006年的。《吼秋》基本上还是《太平狗》和《火烧云》的继续，但没有像《太平狗》那样把“城”与“乡”写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小说里的“人祸”，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促织》的现代版。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受官员们的赏识……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
陈应松的小说，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也是不透明的。小说的故事推进，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如细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自由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绝不流畅，绝不润滑，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而不得不跟着他转，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多是断断续续，疙疙瘩瘩，没头没脑的，很难抻成一条直线——那是种不以脑中的“逻各斯”为轨迹，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还是那句话，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而是写给心灵的。
如果说“底层叙事”是对于“底层”的发现，那么王松的《双驴记》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记忆与小说，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人在回忆其经历时，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当然，小说又不同于记忆，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文本化”。用王松自己的话说，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飞起来”。
《双驴记》是王松继《红汞》、《红莓花儿开》和《红风筝》之后，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但复仇的“参动者”，却由人变成了驴——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的驴。王松笔下的复仇者，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而其复仇的方式，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其中充满着智慧。《双驴记》里的两头驴，不是边缘者，而是落难者。它们“祖上”原是地主家的坐骑，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但到了文革时，却由于“成分”不好，而被排在了“黑五类”之后，成为黑六和黑七。驴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双驴记》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在《双驴记》中，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会笑的驴眼，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这些充满了智慧与想象的细节，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
与《双驴记》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锈锄头》，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不同的是，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青生活，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越来越多的“经传媒”性的知青记忆，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构成了对话和互动。
《锈锄头》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有着浓重的“经传媒”性身影：下乡-返城-奋斗-成功-怀旧-回乡凭吊……这已是从小说里，从电视剧里，从网络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从这个角度说，李忠民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那么“经传媒”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相关文本”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刷了漆的“锈锄头”。
好在乔叶的《锈锄头》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与当下乡村现实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像是“叶公好龙”故事的知青版。
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我在读这篇小说时，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生怕乔叶一时糊涂，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好在乔叶不负所望，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
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打火机》，但《锈锄头》里的那一锄头，让我觉得它比《打火机》更具小说的“文本性”。另外，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也更发人深思。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生产和消费？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还有关于“富人”的想象，读起来很搞笑。叙述者一“秀”再“秀”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屑一顾；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飘飘欲仙”的“玉仙牌”床垫，在睡“海丝腾”、“邓禄普”、“金可儿”的人们看来，岂不就是土炕？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发现”与“遮蔽”往往是孪生的。
而叶舟的小说《目击》，其实正是篇很“解构”的小说。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他去年有个短篇叫《1974年的婚礼》给我的印象就很深。《目击》以李小果、李佛、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场目击者。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然而，由她们以巨大痛苦最终催逼出来的“真相”，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了个正着——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就这样地被颠覆了。建构着神话的人，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略显遗憾的是，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包袱”之间，似有头重脚轻之嫌，且有些简单和直白。如能在“真相”与二李的私情、王力可“钢筋”般的“硬”与肖依的“冷”之间，再做一番微妙功夫，在“修辞”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则会更加意味深长。
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小说最寂千人一面，当年“个人化”热时，全是卧室、浴缸加自恋，把“个人化”弄成了雷同化；现在的一些“底层叙事”，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说《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写家庭悲剧的，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是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从故事表层上看，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又将主人公引上了“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自我发现之旅。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所思的发现之旅。主人公要“回忆”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一个弑父者。
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这样一来“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早年弑父娶母（小说中的“母”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的欲望，长大后当然要被遗忘。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那个面貌忧伤”的“就像是从天边而来”的邮差，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显得极其神秘——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半醒的怪梦，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时间、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
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解读出一个弗洛依德式的箴言——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女作家笔下的“俄狄浦斯”，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化了装”的“伊莱克特拉”？
作为昔日“先锋”，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格非的新作《不过是垃圾》也是篇“解构”性的小说，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死亡，就像个玩笑，更像是一种修辞，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生命、财富、公司等等都将不再归他所有，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同学苏眉。苏眉清高、倨傲，一尘不染，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浊物”心中的痛。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对话”，而“对话”的结果则是：苏眉被“做掉了”——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神，在300万的诱惑下，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浊物”。而李家杰所得到的，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这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李家杰的感叹，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
罗伟章《奸细》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况更复杂也更窝囊。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奸细”的，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相反地，他的做“奸细”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让他欲罢不能。做“奸细”不一定就是“坏”人，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好”人——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坏、忠/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当学校沦落成市侩出没的大集，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反智主义”时，一切的忠/奸/善/恶亦不再泾渭分明——中学已成为一个“洪桐县”。
教育的异化，是个一点都不亚于“底层问题”的问题。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教育”已与求知相悖，而几年过去之后，中学未见其好，反倒连大学也有些“中学化”了。小说《奸细》的文本，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有些“问题小说”的影子，但又超越了以往的“问题小说”。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问题小说”的种种“政治正确”的超越，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没能洞穿这一“反智主义”游戏的深层。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他以一种很“文本”的方式，向我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命案高悬》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一般探案小说的“叙事语法”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丝拨茧，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而《命案高悬》却把命案的真相“高悬”了起来，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复杂的倒是“体制”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正是本该作为“苦主”的死者的丈夫。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既非公安也非侦探，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祸头”——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尹小梅却被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耐人寻味的是，吴响作为“体制”中的一名小卒时，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好事”时，不但被清除到了“体制”之外，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
致此，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为重要的是，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高悬”。
《蚂蚁上树》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蚂蚁上树”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的“镜像”，是蚂蚁群、蚂蚁阵、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远看上去就有如“蚂蚁上树”一般渺小平凡。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黑压压一片”，而小说《蚂蚁上树》则“发现”并放大了这个“底层”群体，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从而也赋予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
“底层叙事”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恰恰是因为以前“文学”对“底层”的漠视，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06年写“底层”的小说里，还有像曹征路的《霓虹》，孙惠芬的《燕子东南飞》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品。
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异，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不过，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在2006年的中篇小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金陵十三钗》，也无法与之媲美。当然，有些东方“羊脂球”式的《金陵十三钗》也还是很不错的，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还是那句话，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清且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