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刘文革，教授，博士后。2OOO年在吉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2-2007年先后在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等职务。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主要是：转轨经济和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已出版专著两部，并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家级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在已发表的五十余篇论文中，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十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5项；获省部级学术奖励4项。
内容简介
尽管对改革方式的研究连篇累牍，但将改革方式的研究等同于制度变迁方式的研究会使其流于表面化。本书在对已有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并在这一框架内提出了中国和俄罗斯两种新的制度变迁方式模型。同时本书根据这一模型，研究了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引致的不同的改革绩效。本书的论点通过对两国不同的改革战略和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经验分析而得以实证说明。
第1章是文献回顾与综述。本书对前人研究的成果作了比较详尽的回顾，同时也作了相应的简要评论。
第2章是对制度、制度变迁及其方式理论进行总结。新制度经济学在“需求～供给”的框架内，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基本的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演化经济学强调经济变迁动态演化过程。而进化博弈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静态的均衡分析和动态的演化分析结合起来，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进化博弈论作为工具，分析了社会习惯、规范、制度或体制在历史中变化的因子，认为社会体制是由历史的初期条件以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过程、社会中进行的实验、政府的介入以及同异文化的接触等因素决定的。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以“自由秩序”为基石的对制度变迁的本原性解释，则是对制度的自发性演进规律所作的细致描述。
第3章本书根据制度演进的发生机制，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理论假说。由于一项新的制度规则可以是自发生成的，也可以是人为的主观刻意设计的结果。据此，本书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内生规则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外生规则制度变迁。与此相联系的制度变迁“适应性效率”应包括两个方面：内生规则适应与外生规则适应。由于制度的内生规则本身就是对新制度需求而作的“自适应”调整，因此，内生规则的制度变迁和演化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第4章本书首先对转轨国家变迁方式与制度变迁效率进行了全面分析和阐释，接下来从中俄改革战略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和制度变迁轨迹。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大体经历了行政性分权、增量改革、整体推进三个阶段。中国改革战略由理论争论到实践探索，由实验失败到成功，由具体谋划到果断决策，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俄罗斯激进改革由政府设计改革模式，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行，其间没有经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实验”，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创新”试点，新制度模式是否适合于俄罗斯的国情，全凭政府的主观臆断，这说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
第5章探讨中国产权改革政策的内生决定过程。针对转轨时期中国对国有经济存量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说明中国由紧到松的制度变迁的内生规则演变规律，同时揭示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行为。从中得出结论：当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国有经济达到足以支撑改革国有企业的规模时，政府承担最小的风险，使体制改革自然过渡到以国有企业民营化为重点的新一轮制度变迁过程。
第6章主要探讨俄罗斯强制实施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效果。通过对俄罗斯十年来的企业和农村产权制度变迁过程的考察，俄罗斯产权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这和俄罗斯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有关。同时，本书针对饿罗斯十余年来产权改革形成的“内部人控制”的锁定效应和非效率性的路径依赖和演化进行了分析说明，并对俄罗斯农业产权变革的轨迹和制度变革的效率进行综合分析和考察。
最后第7章是本书的结论。制度变迁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内生规则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外生规则制度变迁。中国的渐进改革战略实质上是内生规则相机抉择制度变迁；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则是典型的外生规则强制性制度变迂。由于制度的内生规则本身就是对新制度需求而作的“自适应”调整，因此，内生规则的制度变迁和演化更容易达到或接近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通过对中、俄两国产权改革内容演变的分析，本书进一步证明中国的规则内生性制度变迁的效率性，以及俄罗斯的规则外生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所在。同时本书认为制度变迁方式是随着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俄罗斯在21世纪初开始以渐进的、审慎的改革方式来代替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方式，使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借鉴了中国的改革方式。而中国目前在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新予盾也必须对制度变迁方式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方向应当是整体性的、强制性的，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对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积极因素有所借鉴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