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赵细康，男，1962年10月生，湖北黄冈人，经济学研究员。1991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病毒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暨南大学做产业经济学博士后研究；2004年12月～2005年11月在英国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做访问教授一年。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主要社会职务包括：广东省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员；国际农业经济学会会员(Membe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ciety)；《南方人口》杂志编委；广东省人口学会副秘书长；广东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兼职教授等。
1991年至今，先后主持和参加了联合国，国家、省部级、合作、委托等研究和规划课题30余项。公开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独著、合著或参编的著作10余部。撰写研究报告30余篇，多篇论文和专著获得省部级奖励。

内容简介

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社会福利影响，强制、督促和引导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环境标准的提高是生产成本或消费成本增大的代名词。对于企业来说，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增大则意味着市场份额的缩减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削弱。
不难理解，如何鼓励企业开展环境技术创新和推进环境技术的市场化，以促使企业在降低资源消耗和削减污染同时，达到降低环境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并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双赢，自然就成了环境政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这也是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的核心主张。同时，不同环境政策对于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影响程度是否具有差异，如何组合不同的政策手段也就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本书的选题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厘清环境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以期实现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导向和技术创新的绿色化。
受实证分析材料和时间的限制，本书将着重讨论以下问题：（1）环境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换言之，本书试图回答环境政策是否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2）波特假说在理论上可否得到证明；（3）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方向的限定、约束和引导问题，即如何确立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导向；（4）不同环境政策手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刺激效应以及对环境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5）中国环境政策的属性、实施效果及其技术创新效应；（6）基于技术创新导向的环境政策体系构建问题。
本书的研究包括规范性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大方面。规范性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补偿作用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首先，通过创新活动，企业对于如何处理污染问题在技术和方法上会更加熟练，这有利于降低环境保护成本；其次，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补偿（创新对产品的质量改进）和过程补偿（通过创新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率）两种方式。但是，由环境政策所激发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创新过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第二，按照本书构建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综合模型，环境政策是否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取决于由各种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在内）所构成的综合驱动力的相对大小和变化。如果单纯考虑环境政策的影响，环境政策的引入能诱导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
第三，从刺激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作用存在着一定差异，每种政策手段各有其优缺点及特定的适用条件。从实证观察的结果以及各国的经验来看，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配合使用比单独采用一项政策手段对于技术创新的刺激效果会更好。
在实证分析方面，本书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中国环境政策的属性、政策实施和政策技术效果等三个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带有明显的命令与控制色彩，经济手段较为匮乏，基于信息提供的相互沟通手段的运用尚不多见。
第二，从政策的实施情况看，在宏观层面，市场准入类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比较良好，尤其是与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的环保技术政策的执行情况较为理想。但考虑到所选指标及数据的局限性，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不太理想。在微观层面，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执行环境政策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政策的执行面来看，虽然政策的覆盖面在逐年扩大，但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提高并不明显。从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响应程度看，由于环境政策的强度不高，其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作用尚不显著。
第三，自实施环境保护政策以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如果从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创新的投入产出比等角度来衡量，与国外的 差距仍然较大。总体来看，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体系的低效运作、创新领域缺乏深度、创新产出率较低、技术整体落后、技术的产业化程度低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