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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世纪以来，神秘的康巴曾经引发多少人的热切向往。可是，曲于康巴与西藏唇齿相依，外部势力一直企图染指西藏，康巴从此成为祖国母亲身上的敏感部位，长久以来不为外界所知晓，终成人世间最后的秘境，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康”在藏语中包含“边地”之意，‘巴”在藏语中是”人”的意思。我国的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及西藏与青海、云南、四川接壤这片地方，藏族传统上将拉萨作为中心；将拉萨周围的西藏大部分地万称为“卫藏”，把西藏北部和青海境内大部分藏区称为“安多’，把四川甘孜州和阿坝州，西藏的昌都地区、青海的玉树州和云南的迪庆州这一大片藏区称为“康”。
康巴地区的特殊地质构造；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形成了不同的气候，孕育出独特的自然景观。康巴地区是世界上罕见的植物王国，同时还是世界上许多珍稀动物栖息之地，它是我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南北动物的走廊”，“物种分化中心”，世界上最大的最原始生态公园。由于康巴地处西藏与内地之间，长期以来成为内地联系边疆的纽带，边疆通往内地的桥梁，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长期在康巴互相交融，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民族走廊，康巴藏族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康巴文化也成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文化。
康巴藏族从何而来？当今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西夏人的后代，有人说是羌人的后代，也有人说是吐蕃的后代。近年来历史学家从最新考古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雅砻江和大渡河两岸，也就是现在的康巴地区，就存在频繁的人类活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进一步证实，无论从四川甘孜州，还是从昌都的卡若，抑或从青海卡约，虽然这三个地方相距较远，但从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挖掘出来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不约而同地证明，早在远古时期，康巴地区就有部族活动，他们应该是康巴地区的上著民族，也就是康巴藏族的祖先。
据历史记载，到了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河汉一带的西羌，因受中原强大民族的侵扰，不得不相继南逃，其中一部分流人了康巴地区的雪山草地，跟新石器时代就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土著民族互相融和，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那就是史籍上所说的“旄牛部”或“牦牛夷”。历史学家从考古和典籍记载大胆推断，如今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就是“旄牛部’或“牦牛夷”的同一分支，生活在甘孜、阿坝一带的康巴藏族，就是典籍中记载的“六牦牛部”中某一支部族的后代。
在唐代之前，康巴地区生活着各个分散的部落；这些部落不仅互不隶属，中原王朝的治权也未能远及康巴地区，这一地区从远古到唐代之前，长期呈现着散乱的部族割据局面，这里的部族过着蛮荒原始自生自灭听天曲命的生活。随着吐蕃在西藏崛起，凭借着马背上的民族”的骁勇，吐蕃铁骑翻过万座雪山，淌过千条河流，带着经卷，挥舞大刀，一直冲杀到大渡河东岸。祖祖辈辈生活在康巴的弱小部落；根本无力抵挡吐蕃的铁骑，他们中的一部分又不愿向吐蕃俯首称臣，于是纷纷仓皇逃离金沙江．雅砻江两岸，离开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来到大渡河东岸寻求中原王朝的保护。中原王朝将这些逃离家园的难民，安置在当今四川阿坝州理县一带。那些不愿意离开家园的康巴藏族，在吐蕃的长期统治下，一些部族渐渐地融入了吐蕃民族。而其余相当部分康巴部落则躲进了荒无人烟的雪山深处，生活在一个独立封闭的区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将古老的康巴文化传承下来，使康巴文化一直保持着古老神秘色彩。 唐宋以来，吐蕃和中原王朝对康巴地区展开了长达几百年激烈的
争夺战，双方的影响长期在康巴此消彼长。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落，吐蕃的势力不得不淡出康巴，而中原王朝由于内乱，也长时间无暇顾及康巴，康巴从此又回到部落割据时代，各个部落互不相属，彼此为了征服别的部落，在康巴地区演绎出了三百年之久的部落纷争。 康巴人世世代代生话在雪域高原，生活在高寒的高山峡谷地带，为了在十分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生存繁衍，糌粑和酥油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传统食物。长期食用糌粑和酥油，离不开盐巴和茶叶，而康巴地区并不生产盐茶，他们只得用马、兽皮和药材与相邻地区的其他民族换取盐巴和茶叶，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记载的“茶马互市”，也是康巴地区与相邻地区必不可少的交流，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从成都出发，通过康巴地区，一直延伸到西藏，又从西藏延伸到尼泊尔和印度，不仅促进了康巴与外界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藏族与别的民族相互融合，不仅别的民族的文化融人了康巴文化之中，融和的民族的血管里同时流淌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茶马古道”成为民族交流的重要走廊。到了元代，中央王朝不仅让”茶马古道”成为内地与边疆的物流大通道，而且将“茶马古道”当成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的信息管道。随着元代的强盛，中央王朝对康巴部落进行了改革，分封部落头领为上司，代表中央政府对其部落实施管理，并向中央王朝上交一定的赋税；这就是一直沿袭到清代的“土司制度”。
近一两个世纪以采，外国列强一直企图染指西藏。随着清政府跟外国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加快了渗透西藏的步伐。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权，在朝廷内专门设立了驻藏大臣，遣川兵进藏守卫西藏，在康巴开辟南北两条川藏大道，为西藏输送守军和物资，明确提出“治藏必先安康”，正式任命川滇边务大臣，专事康巴地区的治理经营，在康巴地区设置军粮府，改上司治理为设置流官治理，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改土也流”，同时收回达赖对康区新龙的治权，在川边展开一系列战事，平定土司头人的叛乱，全面促进川边藏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川边藏区成为“治藏之依托”。1939年，民国政府在康巴地区设立西康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将西康省并人四川省，在康巴地区先后成立了多个藏族自治州，在每个自治州内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自治，保护藏族的利益，保护和发展康巴独特的宗教文化，促进区内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不仅强化了国家对藏族地区发展的支持，也使康巴藏族的独特的宗教文化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始终保持着康巴藏族的独特性。
康巴藏族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宗教演绎史。康巴藏民普遍信奉藏传佛教，人们一般称它为喇嘛教，它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分支。藏语‘喇嘛’在汉语里的意思即；‘无上”或“高师”；这是人们对喇嘛教僧侣的尊称。喇嘛教是藏区原始宗教与外部传人的佛教相结台；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藏区特色的宗教。
生活在远古的康巴原住民，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对山水异形，日月星辰变幻，天灾人祸与风雪雷电，普遍不能解释其原因。而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又频繁地带来灾难，对这些灾难为何频繁降临；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不得不借助于神灵崇拜来解释那些自然现象，成为名副其买的“叩大部落”。由于他们无力战胜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只有借助神的力量来与自然大难抗争，于是逐渐形成了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苯教。苯教对任何不理解的东西都从三界去找原因，遇事占卜吉凶，遇难祈福消灭，凡事敬神驱鬼。 公元7世纪以后，随着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先后嫁到西藏，两位公主笃信佛教使松赞干布大受影响，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并派贵族子弟到唐朝和印度学经，佛教就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人西藏，成为西藏最有影响的宗教。随着时蓄势力的东进，佛教同时逐渐传人康巴地区，苯教经过佛教的渗透和改造，形成具有康巴特色的藏传佛教。
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最后一个赞普朗达玛，刺杀了赤热巴中，在西藏境内大规模兴苯灭佛，不仅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彻底崩溃，也导致西藏佛教遭到灭顶之灾。那些在西藏受到迫害的佛教僧侣，于是大批逃难到康巴，他们与康巴原来的各个教派相结合，使藏传佛教在康巴地区得以延续与弘扬，在藏区掀起了一个藏传佛教的后弘期。
藏传佛教从金沙江对岸传到雅砻江两岸，已经发现的史料记载是1132年，红教即宁玛派在甘孜境内修建噶拖寺。1272年，宁玛派又在康定的跑马山麓修建金刚寺。到了元代，由于受到萨迎派的打压；宁玛派在康巴地区未能发展。1639年，固始汗率兵攻人雅碧江两岸，积极支持黄教格鲁派在甘孜境内发展，达赖派人到甘孜境内，一举建了以大金寺为代表的13座寺庙，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尔十三寺”。藏传佛教在甘孜境内得到大力弘扬，从而使雅碧江两岸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
康巴地区藏传佛教的另一特点是教派林立，但各种教派和平共处，佛教内部各派之间的争斗远比别的地方少。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佛教己经在康巴的土地上牢牢地扎下根，成为绝大多数康巴藏族的共同信仰，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藏传佛教在康巴不断得到弘扬．如今的康巴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的乐土，藏传佛教徒心中的圣地。
自古以来，康巴一县被外界视为神秘之境，不少中外文人．学者、旅游者和探险家，不顾政治上的禁令，气候环境带来的千难万险，生活习俗和语言的阻隔，一次又一次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不断地走进康巴，试图向世人撩开康巴的神秘面纱，不少人甚至穷其毕生精力，对康巴至死怀着深深的迷恋。
最早涉足康巴的外国人，应该是外国传教士。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记载，早在1892年；法国人倪德隆被任命为康区教区主教，来到康区主持川滇边的教务活动。1910年，罗马教廷成立以康定为中心的西康教区，辖康巴地区、锡金和云南边境地区。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打败之后，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传教士和探险者趁机乘虚而人，不断潜入康巴搜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最引世人瞩目的应该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约瑟夫·洛克。1922年，约瑟夫·洛克受美国农业部的派遣，经过长途艰难跋涉，到达中国的丽江。后来他又受聘担任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探险队长，开始了长达27年的康巴之旅，足迹几乎遍及康巴所有地方。他从康巴连续发出震惊世界的报道，出版了《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一书，是最早系统全面向世界介绍康巴的外国人。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被约瑟夫·洛克的报道所打动；于1933年创作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为当年世界最畅销的小说。美国好莱坞的编导和制片商很快投人巨资，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电影一公映就轰动了全世界，其主题歌《这美丽的香格里拉》随之传遍全球，至今广为世人传唱。康已从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从而在全世界掀起了寻找“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热潮，香格里拉也从此成为世界级的热门话题。
中国国内近代最先涉足康巴的，应是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商人，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到康巴寻找商机，还有一些在内地生活无着者，他们冒险到康巴去“淘金”。中央王朝曾不断向康巴派出一批又一批官员，其中一些独具慧眼有又化的官员，当年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在私人的记事和与外界的书信往采之中，记录报道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和重大事件。国内不少文人、学者和探险者，就是从外国人和中国官员的又章中，获知康巴是个神秘之境，于是不顾千难万险，纷纷深入康巴考察探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国内不少报章杂志曾经发表了不少有关康巴的报道，出版了一些有关康巴的图书，曾经在国内一度掀起了康巴热。可是，由干大家知道的原因，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别说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即使国内的研究学者。文人、旅游者和探险家，也无缘涉足康巴，直到1998年康巴对外全面开放；康巴终于向外界开启了神秘之门，康巴热从此在国内外再度掀起，康巴又成为世人的聚焦点。
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从成立那天起就立志于继承研究康藏前辈们的成果，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协调、组织省内外研究康藏的机构和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揭开康巴神秘面纱，多层次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康巴的方方面面，向世人指出走进康巴的路径，帮助世人认识康巴，从而热爱康巴，保护康巴独特的文化和美好的大自然。 多年来，巴蜀书社不仅致力于中华古籍的整理保存，而且在揭示
巴蜀古文明方面，与科研机构和学者长期合作，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丛书，在保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次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与巴蜀书社台作，组织专门研究康巴的专家学者，撰写和出版的这套康巴文化丛书，既是研究机构与出版机构合作，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尝试，又是揭开康巴神秘面纱的重要之举；由于这套丛书策划已久；又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这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