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追随着托马斯.杰斐逊的理想，将自己视为“世界的最佳希望”，近年来，这个“希望”又被等同于全球无处不在有自由市场了。这是一种远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想。
当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表示忠于欧洲启蒙的某些理想。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联合国的宣扬启蒙思想的《人权宣言》法案上签了字。然而，本书的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50年间，全世界充满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苏维埃式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两种学说都产生了“欧洲文明”的最核心部分。其创始人和追随者们都将自已视为同一传统的继承人。这一传统包括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也包括了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书作者进一步推论说，“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而是西方意识形态家庭内部的争吵。”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西方”战胜了它的一个敌人，而是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西方化政权”的解体。其后果并不是“西方”制度和价值为全世界所接受，而是俄国又回到了它在历史上与欧洲和世界的关系含糊不清的状态。
而今天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以现代化早期的意识形态所确定的制度和政策，却没有多少以当代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内容。----这个问题也许是不能解决。民族性、领土和资源、宗教，作为战争和政治的决定力量的重新出现，嘲弄了一种以经济人的启蒙思想和普世文明为基础的世界外交。
就像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样，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不如说更纠结着遥远的“启蒙期望”。那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就是在同一个启蒙纲领中的两个对立的变种之间的冲突。而在这个极其多元化的世界里，一项外交政策如果仍然带着那种普世主义的理想，与事态发展是不会有作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简洁地表达了更为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立场：“国家利益的清晰定位，必须成为美国政策的同样实质性的指导。”
这位英国的著名学者最后评述道，“同西方不少其它国家一样，激进的现代主义经济体制在美国社会形成了缺陷...美国使自己偏离了‘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