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村一直游移于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之外，尽管他已写出一些足以让人眼睛一亮的文本，如长篇小说《骚土》[2004年]、《怅》[2005年]，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任何一次文学圈地运动都将他忽略在外。
对于中国主流文学界的普遍冷落，老村也许已意识到这一点，他将他人生、文学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一部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全景式展露、剖析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传奇人生，家族的疼痛、饥饿的滋味、山村的落后、精神的落寞、启蒙的忧患、逃离的长嗥、边陲的思索、爱情的突降、写作的愁绪、卖文的尴尬、冷落的伤怀······，一幕幕生活即景幻灯片似逶迤在《吾命如此》里，留下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成长的“缩图”，其境遇代表着一个不落“体制之彀”群落的集体命运，其挣扎和沉浮，思考与面向，都直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写作，虽有身份的焦虑和文本的不被承认，但老村们成功的赢得了“新一代”读者的期许。
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实在是很难预期的事情啊。”那个利用当兵的机会脱离了黄土高原，并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之后又因为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小说而被贬谪到草原，再后来又复员转业到电视台，最终调到了北京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老村，可能事前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命运，竟然会是这样的艰难。 在经历了长期肉体与精神、生活与写作的激烈冲突和矛盾之后，在饱尝了由此带来的所有滋味之后，谜底揭晓了，老村最终理解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说：“吾命如此！”
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老村们应有信心走出“吾命如此”！
附：老村《吾命如此》中的精彩段落
没人能规定我，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
能指引我的，只有我自己，自由的心灵。
我个人暂时还有勇气这样执拗地走下去，尽管我所要面对的，是一条崎岖小路，但我明白，那是一条为更多渴望从写作中获得自由和尊严的人们所必须要行走的路。另外，我的筋
骨仍需要在孤独与贫寒里锻打和锤炼，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想来假如我不是这样做文学，而是靠自己的那点儿小聪明，混一个部队宣传处处长，或者电视台的部门主任，或者别的什么一官半职，都不是太难的事情，我也会有自己的存款、自己的车子、自己的司机以及宽敞的住房，我写的作品，哪怕是个狗屁，也会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奖项。我的胡子会刮得光光的，我也会衣着体面，像个上流人一样，自在且滋润地穿梭于官场和中产阶层之间。但是，我最终选择了神圣的文学，选择了一条通往心灵、通往苦难的道路。这也注定了上面提到的诸般好处与我无关，尽管这让我在人前显得灰头土脸，将自己弄得闲云野鹤一般，甚至经常手头拮据以至于大伤脸面，但我的内心仍是自由畅快的，并且因为有了这份自由的营养，我竟没有过后悔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已放弃世俗的累赘，苦难里感受到轻松。我已经过惯了窘迫的日子，并因此深感惬意。如今，也就是进京十年之后，我和妻儿一家三口居住在京城一套四十平米的两居室里。房子紧挨着三环大马路，昼夜不绝的汽车轰鸣声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而且，长大成人的儿子已开始无意识地和我争夺这窄小的空间了。但是
，由此父子都学会了尊重、控制和忍让。我的大书架是十五年前一个游街串乡的野木匠打造的，材料是用部队淘汰下来的床板。上面的油漆是我结婚许多年以后才刷上去的，现在看上去还是那么坚固实用。恐怕它要伴陪我一生了。我的书桌是用所谓的压缩板做的，虽然廉价，但是很大，成百册书堆在上面，还能放置一台电脑。我的电脑几年前还算一件奢侈的家设。但如今它已是老掉牙的东西了。每天清晨打开电脑，等我上完厕所，泡上茶点上一支香烟，电脑的启动程序才运行完毕，写作才能正常进行。我的书籍大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购置的。发黄的书籍与粗制的书架成了书房一道别致的风景，到家里做客的文人朋友，谁见谁夸赞。我的床和沙发无一不是捡拾来的旧货，但由于原主人是大使馆里的老外，结实而笨重，所以质地也特别的好，再用十年恐怕都不会出什么问题。如今，我每年都要优哉悠哉地（当然也是十分辛苦和投入地、一个字一滴汗地）写作一部长篇。每部长篇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完一两万册，在上缴完国家两三千元个人所得税后，自己也能挣万把元稿费。这些钱对于那些歌星大腕或许只是一次聚会的饭钱，但对我却是一年的生存所必需，即排除了上街讨饭和交不起电话费的风险。正是这个缘故，我才觉得和街头的贫民、流浪艺术家，以及与我一样坚持写作的穷文人在一起，感觉是那么的对头。所以，我对这种处境感到十分的满意。一种完美的幸福感，不仅在我，也在妻子和孩子的脸上漾溢着。这是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当然，这种幸福感首先来自我在家庭里的模范表帅作用和对妻子对儿子无声的影响，以及我不断的“谆谆教导”。对于家庭来说，幸福应该是亲情、幽默和朴素的生活。至于我自己，则可以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大大方方地穿梭于京城的穷人和富人们之间。我抽着劣质的烟卷面对权贵和富翁，绝无一丝一毫的愧色，因为在我看来，我是个文人。真正纯粹的文人绝对是高贵的人种。他们注重的是人的精神处境。他的生存，他与物的关系，最好不要逾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基本处境，否则，他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将是对牛弹琴。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有句不朽的名言，叫做“君子固穷”。这名言的首创，是文人的老祖宗孔夫子。每想到这句话，我幽默地自笑之后，下来便是感叹有加，这真是精辟啊。孔圣人说的“君子”，其实就是有德行的文人。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在京城买了汽车、置了别墅的文人就没有德行，但这迟早会反映些问题，并最终影响到一个文人的取向。
我绝不嫉妒富贵。但要说明的是，富贵这玩意儿对文人天生有着可怕的腐蚀。文人的贫困，应该是社会运转的合理结果，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古今，也不分中洋，概莫能外。特别是那些被后人看来成就卓越的文人，贫困越是紧随着他。所以说，贫困是上天给少数品行优秀的文人的一种恩赐，是他们中的极个别人才能享受并感受到的一种福分。只是文人没人会傻到刻意追求贫困，事实恰恰相反，文人没有一人不梦想富贵的。巴尔扎克梦想娶一个有钱的寡妇，蒲松龄念叨着做个有十亩八亩好田的小地主，然后既耕且读。蹊跷的是现实从来都不会让他们满足。我这里这样说，并不是借穷困夸赞我自己如何，但从道理上对我目前的处境无疑是巨大的安慰。
我有一辆自己用几辆别人不要的破车组装起来的自行车。它的模样和我本人一样，有着古怪滑稽的样子。看轮子像山地，看车座又像是赛车，而且前后两个轮胎几乎每天都需要打气。我就是骑着这样的车子，在繁华的长安街上风驰电掣，愉快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亚于高级轿车里的阔人，更何况两耳走风，不耽误我观看道路两旁的草木繁盛和花团锦簇。这车子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无须上锁，因为压根儿就不用担心贼会偷它。将它撇在书店或图书馆门外，在里面泡几小时或一整天，出门时即便星光满天，你去看它，仍像一条忠实的老狗在地上静静地卧着，老老实实地等着你。你说说这是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