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能从《人民日报》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猪）的文章看到中国的气候要变了。
可见企业家都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嗅觉。
我们时常探讨老一辈的企业家为什么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敏锐的商业思维。
其实，任何时代都有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人。我们不要抱怨时代，悻悻地说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也会成为柳传志、张瑞敏、史玉柱，其实时代不是束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真正的区别是思维。
正确的思维引导下，企业家看待事情的视角超出了正常人的层次。
感谢吴晓波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编年体中国企业发展史，使老一辈商业人士能够缅怀他们走过的道路，也使年轻一代能够理清中国企业发展的脉搏，体会老一辈企业家的谋与略、感悟中国市场体制的动荡与变革，思考新时代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有一种时代是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当时有篇热门的文章叫《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在那个年代才是真正的超前半步者赢，超前三步者死。民营企业主一不留神就可能成为典型，全国学习，但也可能不知所以一下子成为了反面教材，万人唾弃。
所以，张瑞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能说明那时商业的感觉。
在那个年代，步鑫生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治厂不严、不逼，办不出立足坚稳的企业。不管、不紧，到头来，工厂倒闭，大家都受害”。
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甚至很多企业还延续这种口号，尽管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它们只是一个口号，但是那个时代这种语言的影响力本身就是广告。就和现在一些企业家经常叨咕一些经典的语录一样，但是在观念及其匮乏的时代，步鑫生的超前思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企业的弄潮儿。
仰望万象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鲁冠球的昨天，文中提到鲁冠球想到大学里去要一个大学生，当时全厂数百人只有一个高中生，更不要说工程师了。大学分配办的人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地看着他：“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如今，随着大学生的饱和，这话都差不多得反过来说了。
1987年和1993年。经过将近六年的酝酿和鼓动，“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下海“寻找”，很多人后来找到了机遇，并且依靠努力成功创出一番事业，得到机会的赏赐；有的人一味地寻找捷径，想靠着自己的聪明少走路，多致富，结果却一直在寻找，更有甚者不仅没有少走路，反而走向一条不归路，得到机会的惩罚。
激荡三十年以简洁的方式带我们走进历史，了解中国市场的发展和中国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是一本很过瘾的财经作品。
文中趣闻很多，比如在写昔日的首富＋首骗牟其中时有这么一段：牟在离开家乡之后，他一直在深圳、北京和海南等地寻猎，他的南德公司做过各种各样的贸易，从贩卖钢材到批发毛线。向来喜欢天马行空的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露面的“大场面”，1989年，他受到邀请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参加这个知名的非官方论坛。达沃斯的物价奇贵，牟其中不敢吃饭店里的食物，便天天跑到小巷里找最便宜的馅饼。会期半个月，他住了四天就受不了要回国，临结账时才被告知，作为受邀嘉宾，他的食宿都是由论坛方面全包了的。
可见，中国那时候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人士的一种状态，因为长时间的封闭，带来的严重的观念落后。
牟其中这个人从来都是天马行空的大创意，其中比较著名的他想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中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
但是遗憾的是他所有创意都成为他谋名和行骗的幌子，没有实际的落脚点。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文中对马云描述有一段，大意是说，马云在推销互联网黄页时，他总拿大家熟知的比尔·盖茨来说事儿，他说，“比尔·盖茨说了，因特乃特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很多年后，马云承认，“这其实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1995年全国刚刚知道Internet，但是我说马云说的话没有人相信。其实，1995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是反对Internet的。”
那个时候说马云说的没有一点分量，没想到今天马云再也不用将比尔·盖茨充当自己语言的护身符，因为马云的话也有了足够的分量。
总之，正是全书趣闻很多，所以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本书涉及人物、事件、时空背景非常多，作者非常客观地给我们献上了一个大餐，使我们在时代背景下体会所有角色的赏与罚，一同感受激荡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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