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自序里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春秋－战国时代特殊类型的战争影响其实至为复杂：“频繁”迫使参战各方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输赢不定”说明可重复博弈且无任何一方具备压倒性优势，“局部战争”则强调了非摧毁性与地区性霸主的迭起与互动。但是连年征战导致的严酷的治理技术与国家和社会间契约的厥如，使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者－－秦－－最后却又亡于战争驱动和不稳定的政治。历史在这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此之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而成的超稳定性与自我更新能力，使中国在西汉时期产生了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并且在以后的两千年历史中大致稳定不变。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儒法国家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先发优势的，可惜思想意识的停滞和社会组织的固化，使一种本由竞争与冲突中发展而来的、稳定的、有效的社会结构，最终却无力回应外界发生的变化和自身长期的成长要求，由此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路径依赖”在中国的制度层面上再次得到了验证。这是因为作为世俗化伦理规范的儒家学说成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流，它对其他宗教表现出宽容和自信，对异己政治思想、社会和商业实行高压专制；加上自治型经济城市和雇佣军阶段的缺失，于是中国在缺少市民社会生长可能性的情况下，无法像欧洲那样，使工业资本主义内生性地发展起来。读史至此，当已笑不出来，唯有扼腕长叹。
作者的另一本书也很有见解: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