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和伊尼斯有着亦师亦友的交情。这两个人都对“新媒体”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互相都认为对方才是真正的“开创者”，而且两人都是加拿大人，“北方佬”。
伊尼斯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二战前他写了两本重要的著作，讨论加拿大的经济史：《加拿大皮货贸易》和《鳕鱼业》。这察觉到这些不起眼的商品，也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在研究的中，伊尼斯问自己，什么样的商品对社会的影响最有深远。而麦克卢汉替他做了回答，“就是各种各样的媒介，也包括大宗商品......”
1950年，伊尼斯发表了这本《帝国与传播》。本书研究了自埃及以来的西方各大帝国的历史，以及塑造这种历史的传播方式，这本书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制。他在开篇这样写道，“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的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实际上，评估本身似乎就某种类型的媒介的特征。”他还认为，“媒介类型一变，评估的类型也随之改变，所以，以一种文明认识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
到了第二年的195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伊尼斯在他去年的前两年，发表了他对媒介研究最重要的两部作品，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世事无常”...——伊尼斯出版了《传播的偏向》。在这本论文集中，他试图通过西方历史的全过程，追踪“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品格的潜在影响”。他将各种媒介作了一个简约（但是正确的）分类：即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在这个区别之下，还隐匿着另一个更加根本的区别。就是，偏向于时间的传播媒介，用他的话说，就是“言语”。因为言语根本不可能被“搬运”，因为它有助于记忆祖先的口头传承......而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主要冲突来自于“文字的发明”——文字的到来之后，口语的魔力和长者的传统受到了第一次的打击。文字的到来之后，人类向科学、世俗（相比较于“神圣”）迈出了第一步，向掌握空间而不是掌握时间迈出了第一步。（而“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到来，是人类自有文字之后的几千年，开始的第一次向掌握时间的方向，所做的较大的努力。——林永青引注）......
伊尼斯为麦克卢汉留下了许多空间，同时也给了他极其珍贵的提示，说明如何去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理论。多年以后，麦克卢汉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到伊尼斯给他的“特别的激励”。他说，“伊尼斯是货真价实的怪才。这个乡巴佬式的教徒，怎么可能想出这样的怪招，来研究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呢？”而麦克卢汉认为最重要的技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是人类的语言！（用“知识论”的话语体系说，语言是人类的＂制度性知识＂。—林永青注）
麦克卢汉很想和伊尼斯合作，1951年左右，他致信建议编一个“通讯”杂志，在几十位不同领域的朋友中传阅，他建议给这个杂志取名为“网络”(Network)。他指出，这些领域底层的“语法和通用语言”，将促进意义深远的对话。这将避免注重技术的学术期刊的繁琐，可以在不同专业的人们之间建立交流的渠道。
——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后来的“互联网通讯协议”(比如TCP/IP协议)，其思想实质不正是一种让“‘技术’的交流更加顺畅的‘技术’吗？”。麦克卢汉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的具体实现方式，但是，麦克卢汉和伊尼斯他们已经为后来者准备好了“思想”......在这个论题下，我还想提到另一位启发过麦克卢汉的前辈，就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库恩，他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后来转向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他曾经很感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的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朋友们、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学者朋友们当中，我惊讶地发现，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比自然科学家们更能够理解‘技术’对于人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