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采夫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时人写晚清民国这段历史有一怪癖，绝不正说，绝不戏说，绝对乱说。大概是正说过刚容易折，戏说难慰我良心的原因，于是各种乱说、杂说、侧面、断说陆陆续续出来。乱说可不是胡说，而是火中取栗，乱中说史，比如《祭往》这本书，明为说联，但终究背靠着一段史，虽然王顾左右而说联，平淡无奇地叙述人物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其实无一句不说历史，无一句不神追当时的人物风流和文采格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万方多难之期，济济多士，或豪雄壮士，或骚客美人，都要逞引风流。浪花淘尽之日，繁华辞目之时，不免哀歌足以动人，挽联足以招魂。”至于杂说、侧说、断说也大致走的这种路子，盖用非常话语写非常历史。
本书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史料算得上丰富，围绕挽联的背景，作者的生死，讲述了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些我是第一次读到，看得不亦乐乎。比如，近代宪政大家、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在袁世凯死后，成为继任总统黎元洪抓捕帝制元凶名单上第一人，达官们纷纷避难，独杨度安坐家中，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报载我已”蹿“，你看我蹿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身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好一个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对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的行为，就有了充分的理解，他并非投机者，而是行使他作为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这就是近代人物可爱的地方。
将一干风云人物的挽联读完后，我有一个认识，凡做挽联最打动人，也最有价值的，多为两种人，一种是逝者的知己，一种是逝者的论敌。知己所撰挽联，饱蘸情绪悲怆感人之外，往往能说中逝者心中事，而论敌若双方为君子之争，他的挽联，避免同志间的文过溢美之誉，能做到坦诚相见，公允评价，倒更能还给逝者以真面目。而且，真正的论敌也许正是最知己的人呢。
黄兴是我最喜欢的近代人物之一，1914年，
孙中山吸取教训，借鉴友邦经验，创建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领袖一人，但是孙中山眼里的伟大战友黄兴坚持最初理想，拒绝加入，不惜与孙文闹翻。黄兴病死后。蔡锷挽道，“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写下这副挽联后不到10天，就病死在日本。这副对联也几次让我掉了眼泪。
王国维自沉后，“殉清说”“逼债说”等猜测甚嚣尘上，此时
陈寅恪写一篇碑文，一副对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田田田系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此联一出，被时人赞为数十年挽联第一，陈寅恪也被公认为王国维平生第一知己。
挽联最堪品味的妙处在于用典，如果没有典故，挽联的精髓将丧失大半，如小凤仙挽蔡锷的“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联，就将蔡锷比为英年早逝的周瑜，而将两人的相知比为李靖与红线女，这样的典故在挽联中俯拾皆是。
也许算一个疏漏，本书挽联的主人翁漏了孙中山，这是很蹊跷而且不应该的，按照他的重要地位，其挽联定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一个不应该的失误。
本书的一些错别字也很扎眼，如在徐志摩一章，用大号字体注明
陆小曼写给徐的挽联，其中竟有“五载哀欢，勿勿永诀”这样业余的错误，对不起挽联这样讲究精妙与格调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