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