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文化，也即中国人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三千年，形成的“帝制”根深蒂固，也是定海神针。这种文化的内生性表现为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深信不疑、顶礼膜拜；外生性表现为：“老子”天下第一。内生性具体表现为：皇帝和大臣们及其家族成员是国家的精英阶层及绝对权力者；外生性表现为，世界其他民族都“仰慕”中国文化，自认为“蛮夷”都“奢望”“巴结”中国人。
帝制文化“一股独大”的演变注定其悲剧。从叩头到大辫子，帝制文化已经登峰造极，这种自我演变的结果是社会腐败丛生、体制僵化冥顽、社会糟失理性、民众麻木不仁。在相对论里，上高层社会的统治欲望极度膨胀；下层社会极度贫穷以至于失去人性的根本（包括生存能力、社会尊重等）。在这个封建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里，一方拼命压迫；一方极力反抗，虽然双方实力极其悬殊，但是黑土地下的种子已经在慢慢不见天日的黑暗里逐渐炼成。
在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国内的运动风潮逐渐高企，帝制的强大开始瓦解，但是还不足以直接推翻统治阶层，毕竟中国社会还是帝制血统，至少从社会整体上，中国社会还不至于迅速转换。土生土长的“反帝制”浪潮要想推翻帝制，“时间成本”不可低估，人们不得不在“希望”中煎熬，成熟的种子，不等于成片的稻田，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制信仰方式，一时间难以让“新思想”呈燎原之势，简单说就是：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
帝制的自大已经变成了“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也许是巧合，西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谋取资本为上”的掩盖下，鼓吹者民主的人性新论。他们也开始“自大”起来，不同的时：西方的自大是合时宜的、识时务的。当西方以自己的“自信”开始积极拓展贸易领域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中国。大清帝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其总产值是英国的七倍之多。马噶尔尼这位英国著名的外交官，以外交官的优秀素质和熟练（成熟）的外交技巧为信心，试图“友善”（其实是平等）的发展中英贸易，结果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导致连英国女王也被中国皇帝“羞辱”了一番，而且可能是“大英帝国”遭受的最大侮辱。
在根本不可能“谈判”合作的中西文化对撞中，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本身已经超过了中国清朝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意识形态上的截然不同，导致越是谈判、越是无法接受和被相互挑衅或者是侮辱。总之，无法谈判。资本主义的狰狞本性，让西方迅速从侮辱中行动起来，列舰大炮轰然而至，中国帝制的自信开始了真正的动摇。伴随而来的是：束手无措和闹巧成拙。
大一统三千年的中国，也养成了“国就是我”的中国人的血性，在反抗中，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等各种运动，这是封建统一留给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统一性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些运动和反对封建的运动一样，时间成本高昂，组织能力羸弱。在社会现实情况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蒋家王朝都成为了中国命运的一种新形势。而与此同时代的是日本的野心和国内的混乱一起构成了三座大山压顶的中国命运。
日本这个“依附”中国存在着的岛国，仰慕中国、学习中国、嫉妒中国、垂诞中国。这就像“釜底抽薪”一样，出走后的“少林僧徒”容易成为寺庙的最大隐患。日本就是这样一个“窃贼”型的国家，相对中国来说，它就是个贼。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贼心不改、鼠眉鼠眼着中国的崛起。正向麻生太郎叫嚣的一样：中国和日本1500年来从来没有好过，事实的确如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憎恨，而且东亚、东南亚都恨之入骨；而且直到今天，美国仍然以二战战胜国的身份牵着日本的鼻子。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日本右翼势力的言行不是在威胁中国、也不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加分，而是在为美国压制日本制造舆论。在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俄国在这近百年里，耍了不少的手段，侵吞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直到海参崴，还分化了蒙古为内蒙古和蒙古国。
内生性的自我毁灭和外生性的新思潮，导致帝制的迅速动摇，随着民国的建立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蚕食，帝制迅速崩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风雨飘摇。在作者的眼里，中国的曾经长期强大和地大物博及政治精英的围棋思想为中国的最后仍然维持着凌乱的统一提供了最后一道屏障。从作者的叙述中，一方面对中华帝国表现出了羡慕之意，另一方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实事求是不等于感情澎湃，中国帝制的顽固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放荡一起构成了新的世界格局。
在东西方的碰撞中，羸弱积贫的中国，几乎国将不国，帝制荡然无存，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就像鸦片一样，中国人在迷迷糊糊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颗种子是最后的长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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