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应以现代化的民主体制、自由法治的整体配套为前提，这首先体现在，全部法律体系应从内在基础的意义上为民商法正位，或谓私法优位。所以，在以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情形，应将民商法上的有关市场自由的基本制度、原则提升为宪法规范，使之成为全部法律体系的基础，成为节制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实质根据。然而，1982年宪法虽然在形式上开启了法治，但是在实质上并没有确立民商法优位，因为其制定之时并非立于市场经济目标确定之际，而是中国公有化尚为鼎盛之时，1982年宪法的基本框架，因此是强公有制的，在根本上难以容纳之后国家提出的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尽管此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宪，但1982年的既定框架难以根本突破，导致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难以真正为市场经济松绑。在这种意义上说，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是民商法获得突破发展的开始，但也是与1982年宪法的基本框架冲突的开始，此后民商法越是发达，就意味着与1982年宪法的裂痕越深。因此，下一步应该考虑主动打开宪法局面，将私人生命、自由、人格尊严、财产自由等全面提升为宪法的基本规范，从根本上确立民商法的内在法律基础地位，为市场经济法治确立可靠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