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结束，写作兴起
书写是广义的，是“文字学”。
“书”的概念与索绪尔建立的符号学理论是一致的，符号被认作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像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符号的基础是所指(概念，意义)。
德里达试图摧毁这样的“符号”和它的逻辑，消解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界线，使所指只能起能指的作用。文字不是说话的“替代”，不必符合说话的逻辑。文字学宜布了“书文明的死亡，……书的死亡无疑宣布了说话的死亡和书写历史的革命，……‘说话死亡’当然是一种隐喻：在我们谈及消失之前，必须想到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书”的概念是适合逻各斯中心论的。那么，什么是德里达理解的“写”？“我们倾向于说‘写’不仅指字面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书写的物理姿态，而且指使这种姿态成为可能的东西，指它的面貌本身。这样我们说‘写’……是外在于声音序列的：(像)电影胶片，舞蹈布置，当然也是图画式的、音乐的、雕刻的‘书写”。德里达认为这种书写脱离了一切形而上学概念(心灵，价值等)，它是经过‘涂改’的书写符号。作为一个例子，耩differance可称为德里达心目中的象形文字，它的a脱离了拼音的束缚，所以不是difference。这有点像汉字的同音异义字，只能从字形上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读音上无法区别，因而是独立于语音的。
德里达攻击的“书”可以在拍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它是写在灵魂中的真理(好的写），一种“自然的”、外在的、普遍的写，代表所指真理系统的符号，书写逻各斯这部大书。解构主义的文本不是逻各斯中心论的“书”：“如果我使文本与书区别开，我就摧毁了书。”所谓与书区别就是与柏拉图式的真理和“好的写”相区别，书写“痕迹”与传统符号的指称物相区别。换句话，不能从“在场”的意义上理解符号。“Signisthatill-namedthing”(符号是难以被命名的东西——德里达语)。德里达在“是”和“东西”两词上面划“×”，这与Being的含义是相同的，意为留下痕迹。
以上议论把我们引到这样十个话题：德里达反复攻击的形而上学可以还原为一种表音文字的书写，他认为割断了与“音”的联系便切除了与逻各斯的联系；因为一切“书”的文字都是用表音文字写的，从属于一套严格的等级，例如说对写的支配，心灵对说的支配等等。由于从来没有非表音文字书写(按西方传统)，便没有德里达所说的“文字学”。于是他想到世界上惟一完整地流传至今的汉字——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他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中国文化精神的超稳定性在于它的象形文字书写，这种书写占据一种独一无二的精神文化……象形文字的书写要求一种像中国文化那样稳定的哲学?”这段话本意是批评中国哲学不同于绝对精神(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德里达反其意而用之，他恰好批判西方精神传统。在建立
“文字学”理论时，他无法从西方传统中找到与之类似的文字。受莱布尼茨的启发，他从东方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德里达多次提到汉字与“文字学”的相似关系。文字学的诸多特征与汉字具有可比性。这种“偶然”的现象并不偶然，它引起我们其他联想：海德格尔、德里达、后现代主义三者之间有扯不断的联想。从印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科学、政治诸多领域影响很大。从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发出“西方在没落”的警告，到德里达以至后现代思潮，预兆着传统西方哲学精神危机四伏。病在何方?谁来医治?我们不能像读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读德里达(不必找德里达“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思辨性)。德里达只是借题发挥，反复念叨西方形而上学的毛病，解构的合理性。那么，我们呢?我们中国研究者如何借德里达之题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