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徐悲鸿
敢写徐悲鸿的，大抵分为三类人：亲属，学生，学者。突然有了另一类的人，既非血缘，又无承传，居然也斗胆碰这位大师级的人物。作家傅宁军写的《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就让读者有些意外惊喜，因为拉开时间的距离，给纯客观的视角提供了可能，无私者无畏也。
在众多描绘徐悲鸿生平的书籍中，此书副标题曰“寻踪”，显然是贴切的。不是传统意义的传记，而是报告文学，着实给作者树立了一根标杆，至少你得走出书斋，扑下身子，瞪大眼睛，不放过先人的每一个脚印，而且左顾右盼，你突然发现，你要找的人并没走远，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作者是清醒的，“大海捞针”似的遍访海峡两岸、欧亚大陆，凭借踏实的脚步交出了一份答卷，如书所言“拨开岁月尘埃，还原历史真相”。
其实，在今人的心目，徐悲鸿已经如同一个文化符号，具备了一种象征意义，似乎总有“革命“与”人民”的光环将其环绕。作者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问，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往的民国人物？徐悲鸿去世至今，又有哪些与之有关的人与事？这就突破了既定的思维定势，将一个大师视为一个文化现象，重新加以审视。
于是我们看到，随着作者锲而不舍地“寻踪”，以往被忽略或被边缘化的人物与事件，在历史喧嚣的潮水中逐渐浮现，得以详尽地描述出来，证实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其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乡周恩来，后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甚至是“夺妻之恨”的党国部长张道藩，许多顶级大师与风云人物，都对徐悲鸿产生过深刻影响，并与之碰撞、磨砺。
诚然，当人们关注政治家、军事家的同时，把目光投向艺术家，是一种盛世的景观。一个民族文化的高度，恰恰是由文化名人所支撑的。作者带我们穿透岁月尘埃走近的先贤，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艺术先驱，一位从太湖乡村走向世界的文化巨星，也是一个关于艺术与人生的纷繁话题。别以为今人比先人时尚，徐悲鸿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可谓近代中国的时尚一族：离家出走、私奔、最早的留洋学生、大学堂教授……民族贫弱的刺激、学习西方的理想、现代美术教育的实践……时代、个体、责任、命运……徐悲鸿几乎沟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他的名字背后有跨越世纪的丰厚内涵。
作者“寻踪”不乏令人难忘的亮点，不只表现了徐悲鸿在绘画乃至艺术领域的探求与贡献，也记录了这位大师在时代转型期的努力与困惑。当年投入新生活的热情，固然鼓舞了一代人，但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徐悲鸿有成见的人。对徐悲鸿有微词的党委书记，在反右运动中落马；向徐悲鸿传达党组织声音的进步学生，居然日后打成了“反革命”；被徐悲鸿画像的骑兵英雄，却遭受不白之冤……
这也就形成了此书可贵之处，作者所报告的“寻踪”，是一个走入史册的徐悲鸿，也是一个活在现实的徐悲鸿。秉笔直书，不遮不掩，反思一个时代的局限，徐悲鸿不再是一个既定的模糊概念，长袖善舞，亦坚持准则，自有他的人格价值与时代趋向，魅力无穷，回味无穷。
读者完全有理由知道徐悲鸿的情感世界，作者不想回避，就得面临一种挑战。既然描述徐悲鸿的一生，你就逃不脱这一个话题的“寻踪”，如实地写出他的婚姻与恋情，无疑有助于人们对于徐悲鸿的整体认识。蒋碧微、孙多慈和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她们与徐悲鸿有过怎样的真实故事？作者处理得恰到好处，得益于冷静客观的态度，更得益于占有的大量史料。蒋碧微和廖静文都写过徐悲鸿，在作者看来，她们笔下的徐悲鸿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并不矛盾。一个是血气方刚的才华青年徐悲鸿，另一个是稳重宽厚的画坛宗师徐悲鸿，只不过是在徐悲鸿不同的人生阶段罢了。这种独家说法别人闻所未闻，源于作者的考证，拓宽了我们的思索空间。
这部报告文学书稿在《中国作家》首发时，题为《悲鸿：未报告的报告》，编辑的眼光是挺独到的。作者写徐悲鸿，不仅写了生前，而且写了身后。述说的是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更是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扎实，立体，富于原创性，逼近真实的历史画面，从而揭示一个中国文化人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意义所在。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更名《吞吐大荒》，出自徐悲鸿生前撰写的书法条幅，四个字挥洒出徐悲鸿的气度与胸襟。一部“寻踪之作”，能在最后找到“吞吐大荒”当座标，也算功德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