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必须遭遇的新命运
早从200多年前以来就被康德、马克思、尼采等预测并不断被人们认为已经开始、已经成为现实的“全球化”，终于发展至今天的“世界帝国”理论、“世界主义国家”理论，难道今天已经到了谈论“世界主义的国家体制”的时代?未来世界一体性的帝国到底将是什么模样，相信现在的我们是无法想象的；即使能提出一些天才的构想，这些构想在未来的帝国也只是一些抽象的属性，而不是身处帝国的人们所获得的具体表象和具体感受，而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走向未来帝国的过程中，现实中的人们的现实生存是如何不被这一过程搞得人仰马翻，而这一需要就要求我们对全球化过程及其可能的结果不断地作深刻的研究和思考，为现实中的人们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现实权利提供有益的启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新近出版的专著《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提出“世界主义国家”这一新的帝国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视角，本文尝试对这——视角作粗浅的介绍。
方法论：在规则与非规则之间
在作者看来，“理解本书”为“实行全球化”所需：“实行全球化需要人们转变视角，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转向世界主义的视角，而且要设法理解这种视角的转变以及它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还有危险)，从而理解本书。”因为作者认为：世界主义视角“最大限度地决定世界主义的超级游戏的玩家的活动机会。”(p5)从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世界主义国家”本身的论述并不充分，主要是一些相对于民族国家、世界经济、公民社会的原则的提出，而全书核心其实是力图赋予在全球化过程中围绕“权力”的三种基本力量(世界经济、国家、公民社会)以“‘定义政治”的新视角、新方法，即“世界主义视角”。在这三种基本力量中，重点又落在“国家”这一环：“国家的行为能力的自我定义正在成为超级权力游戏中的战略变量。”(p173)。这也是作者在该书中想实现的主要目的。
对政治重新定义之所以必需，是因为作者的“超级游戏”理论。作者认为可以将人们“争夺世界统治的斗争”这一“大政治”(尼采语)阐述、阐明和解释为世界政治的“超级游戏”这个概念，并指出：“超级游戏的意思是：运用规则的旧的世界政治和改变规则的新的世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就具体的代表、战略和联盟而言，是不能分离的。”换言之，“它遵循规则变化逻辑。”这就牵涉到新旧规则及遵循规则的主体。作者把这两者分别称为“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指行使权力和统治过程中的现行基本规则和背景规则，即为了使民族的和国际的政治实践的某些形式成为可能的，或者预先规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而组织是指拥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拥有经济和空间资源以及拥有一定的法律地位的代表。”它们共同构成“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体系”(p2-3)。
世界政治游戏规则体系表现为一种静态，世界政治超级游戏规则体系即“规则变化逻辑则”则表现为一种动态，意味着“制度不再预先规定自己的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和框架”(p3)，换言之存在大规模的非规则空间，即新旧规则之间的空隙，用贝克的话说，就是“不合法，也不非法”的地带。这给组织和规则互动提供可能，而不再是制度预先地规定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组织通过对非规则空间的争夺充实自己的实力，以加强单方面制定规则的可能。但由于原有规则空间与非规则空间不断发生重组、并购及各种组织在非规则空间的此消彼长，争夺各方就可能处于一种悖反状况。悖反状况使得任何一方单赢的可能性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不可能。该书的精彩之处也许就在于对这种悖反状况(“互为前提”)和单赢之不可能(“所有游戏的己方和对方都绝不可能单独取胜”)的分析。
规则变化逻辑：合法性崩溃与世界主义
在作者看来，在超级游戏中有三种组织，即国家、世界经济的代表和世界公民社会的代表。旧规则是：“在原有的民族—国际的游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国际法的规则，结果是，国家在自己的疆域内可以与公民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p4)，新规则是：世界主义国家“通过世界主义的包容性原则，使各个不同地位民族的并存成为可能。”(p95)该书的分析具体表现为这一新旧规则的变化逻辑及这三种组织在这一变化逻辑中的“参与游戏的角色”。它令人信服地指出任何一方只有走双赢的道路才有出路，而双赢的可能就在于“世界主义视角”的获得及对自己的政治行动的重新定义。
尽管作者对马克思关于工人反抗的理论的分析并不准确，但确实指出了资本的跨国状态既催生了世界性消费社会，又需要世界性消费社会的形成，也因此对世界公民社会无可奈何。作者认为：“对规则爆炸的资本扮演反权力角色的不是国家，而是世界公民社会及其复数的代表。这主要是基于其“政治消费者的形象。……消费者之所以形成权力，是因为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拒绝购买”，是因为“工人的反权力——根据主仆辩证法——守着直接的时空方面的互动关系和合同关系的约束，而消费者却不知道有这种国家的、本地的和合伺的约束。”(p6-7)主仆辩证法式的工人反抗，在资本的跨国状态中确实失去了在旧规则时代的效果，换言之，这种反抗主要是符合旧规则时代的状况，但是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的分析同样也能揭示消费社会对资本的制约作用。但是新规则一旦现实化，工人反抗的模式是否依然有效，甚至是根本的有效还拭目以待。我个人认为，工人社会与消费社会将在“世界主义国家”共同发挥作用，而且前者的作用尤为根本。
世界经济与国家的关系则表现为：“‘资本’……的成功——按政治的说法是副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或者无意识地给国家施加压力，从而为‘民族国家’这种古老的皇后游戏的解体起了促进作用。”(p15)同时，“资本战略的目标是建立资本和国家的联盟，以便树立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形象，从而挖掘新的合法性根据。”(p19)而“国家必须追求与全球公民社会的融合，以便为自己取得跨国的行为能力，以及在全球拥有合法地位和力量的新的源泉。”(p174)各民族国家的公民又可以利用参与世界公民社会的机会，对不利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构成相当的制约。
换言之，各方既想利用“民族国家”规则逃避“世界主义国家”规则所赋予的义务，又想利用“世界主义国家”规则逃避“民族国家”规则所赋予的义务，同时想享受新旧规则两者所带来的利益和所赋予的权利。作者用大量篇幅分析它们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各种战略。这些战略有促进和适应全球化的，也有反抗全球化的，但其结果是在某种结构的作用下都促进了全球化。全球化的加速和各方的非“世界主义视角”之间的强烈冲突，则加剧了“合法性的崩溃”：“统治在跨国空间内的建立和扩大与(民主的)合法性的降低成正比，这对于世界经济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这种合法性的崩溃是非常剧烈的。”(p242)
但在作者看来，在这所有的问题中，“关键的问题是：为应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开放和改变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怎样实现国家的世界主义的自我转型?换一种提法，按照世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谁是第二次现代化的‘民主君主’?”因为“这个关键问题不仅是对世界公民社会的稳定，对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资本，还是对民主的创新来说，都表明国家的思想、理论和制度都必须摆脱民族国家的狭隘性，为世界主义的时代开放门户。”(p8-9)
世界公民社会是合法性来源。而合法性是世界经济和国家所必需的。这三者在合法性和权力的分配上就呈现出悖反的状态：在全球化社会，世界公民社会合法性最足(“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公民社会的创议运动是全球性价值和规范的维护者、创造者和仲裁者。他们会创造和激化地方的和全球的日常价值意识，因为他们以各种方式策划和挑起全世界公众对骇人听闻的破坏标准的行为的震惊和愤怒。”p244)，但权力最小；世界经济权力最大，但合法性最少；国家在合法性和权力上居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公民社会之间，但权力的合法性态及合法性的权力实现都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这种中介性质就使得国家的世界主义重建就非常必要。弱中介是无法建立世界主义的。“政治、国家和跨国的超政治只有与自己的世界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权力网络实行联网，才有可能完成民族国家的范式向世界主义范式的转型。”(p257)
世界帝国：美利坚模式vs欧共体模式
人们总是在经验来源上由近及远地去展开宏大叙事。如果说麦克尔·哈特的《帝国》一书所描述的“世界帝国”模式，直接就是美国经验，是君主型的“世界帝国”，作者多采取“控诉”的方式，那么贝克的《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所描述的“世界主义国家”模式，更多的是来自欧洲经验，是共和型的“世界帝国”，作者谈论的主题主要是“如何转型”。
我们在此要注意的是美国经验与欧洲经验在贝克叙述中的对立。作者用一定篇幅来批判美国的国际政策：“费希特说，只有德国人能想到精神的这种世界主义的作用，……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美国，它把人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当做一个世界大国的民族使命。”(p18)在作者看来，美国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跨国资本所打造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但新自由主义在2000年“9·11”事件之后就表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在恐怖危险的压力下，美国政府要求国会通过追加预算，这与它的新自由主义信念是矛盾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充满全球风险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用经济代替政治和国家的口号正在迅速失去说服力。”(p273)同时，作者认为，“欧洲作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性质，联合驯化经济的全球化，尊重而不是抹平或官僚主义地否认其他国家——欧洲合作的国家——的特点。这一点可能是或者会成为一种非常现实的想像。”(p98)并指出：“把世界主义国家的思想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是完全可能的。”(p99)在阅读中我们也能鲜明地感受到行文中的欧共体模式。不过作者的另一句话也许已经提示了这种经验对立的历史原因：“世界主义国家的概念是从20世纪右派和左派的恐怖体制的历史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没完没了的暴力史中得出的结论。”(p98)关于“恐怖体制史”和“暴力史”的体验，对于20世纪欧洲人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美国虽然有对自由很好的描述，但那毕竟是来自早期移民在原住地所受的一国之内的压迫记忆；美国人即使有二战的经历及后来的经历，但毕竟是战胜国或者是主动方的经历，这与欧洲人所经历的全民性的国家之间的暴力痛苦无法相提并论。
我们是走一国统一世界各国的“秦始皇模式”，还是走各国在世界主义视角下谈判共和的“欧共体模式”呢?在走向“世界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及其所处的亚洲地区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是主动的作用还是被动的作用?是创造规则的作用还是主导规则的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超越既有的限制。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社会发展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概念。贝克提出“全球主义”、“解民族国家化”、“世界社会”等趋势，也与吉登斯、拉许共同提出“第二现代”理论，更以“风险社会”概念在国际社会科学界获得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