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中筠，想起鲁迅
读资中筠新出的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看到书中谈到的一些事情，我就想起鲁迅来了。第一篇《重建精神的家园》中谈到目前教育界的风尚，“跳到了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一切都纳入商品经济，包括本属于精神领域的事物，只有赚钱的功能才被承认。因此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上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被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这真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作者举了这样一个例证：
有一位史学教授朋友曾告诉我：他参加了一次文科教学会议，主持会议的一位教育界负责人指示：“人文要为科技发展服务，没有用的东西少教点！”他只有苦笑。
看到这里，我就想起鲁迅的一段经历来了。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不想学医学了，想去办一份文艺杂志《新生》，在留学生中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当时的情况，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是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这事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一文里说得更详细些：
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么。又有客——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客乃默然。
在发表文科“有什么用处”的高论之后二十年，1926年，这胡仁源当了两个月教育总长——教育界负责人。想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位教育界负责人也发表了这样的见解。真可说是日光之下无新事了。
资中筠在她的书中的另一篇文章《大学文科向何处去》里，说了她的意见：“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她说，以“有什么用”为标准来衡量，“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
资中筠还说到有人“动辄以‘五千年文明’自诩”。说到“五千年文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有过若干项目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的。记得五十年前《人民日报》每天的报眼上都刊登出一张照片，叫做“中国的世界第一”，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五项，足以自豪。惟独人权这一项，却不好拿五千年文明来自豪的。不说五千年，只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旧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皇权主义、专制主义和承受这一方面的奴隶主义。在我看过的书里面，这问题说得最好的是鲁迅。他在《灯下漫笔》这篇里说：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说起这几千年来的人权状况，鲁迅概括说，不过是这样两种时代的互相交替：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至于说还要这样走下去的话，却真令人不寒而栗了。鲁迅是不赞成再这样走下去了。他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资中筠的这篇，写的都是些近事，却可以拿来印证鲁迅在七八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说过的话。这也足以表明鲁迅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了。资中筠这篇的副标题是：“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我十分赞同她的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