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经济学？
坦率地说，由我来给薛兆丰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写书评，可能有点不大合适，因为我对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表示赞同。如果照通常的样子写，结果只能是一篇肉麻的表扬信。所以，我准备不谈文章本身———其实也不用多谈，薛兆丰的文章通畅明达、观点鲜明是毋须诠释的；相反，我想来挖挖薛兆丰的老底。
从薛兆丰个人的表白及文章脉络看，他的学术路数主要有两大源头：一个是芝加哥学派，一个是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界，这是两大最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传统。前一个学派不用说，弥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是一切自由市场经济学人的圣经；乔治·斯蒂格勒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管制经济学，其实他应该把这个研究领域的名字改成“反管制的”经济学。
至于后一个学派，薛先生提到他早年受过米塞斯及哈耶克的影响。这两位当然是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中坚。奥地利学派被经济学史家称为历史最为悠久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从门格尔1871年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以来，一直代有传人。当然，自二战之后，随着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迁居美国，奥地利学派已经跟奥地利没什么关系，而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经济学流派。在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这批学者坚定地捍卫着自由市场的理念。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奥地利学派是比较陌生的。这也不奇怪。在197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学时来运转之后，最为显赫的是芝加哥学派，这个学派不断有大师获得诺贝尔奖，可谓出尽风头，而尽管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正是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时为1974年，搞笑的是，他竟然与坚决反对自由市场的瑞典福利国家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分享那年的奖金———但此后，这个学派似乎再没有出现大师级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虽然不拒绝人们称他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的主观成本理论也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一大基石，但毕竟他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成就。去年获奖的弗农·史密斯也与奥地利学派有较深渊源，对米塞斯和哈耶克推崇备至。布坎南和史密斯目前所供职的乔治·梅森大学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基地。但总的来说，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似乎有点边缘化。
然而，在中国，尽管没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在一些杰出经济学家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我冒昧地揣测，杨小凯、周其仁等先生都受过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奥地利学派的范式在汪丁订冯兴元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是，在20世纪的台湾，最杰出的两位经济学家———不幸都已经去世了———蒋硕杰和周德伟，都是奥地利学派传人。
薛兆丰的文章中，自然也能够看出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市场从不失灵”是米塞斯的论断，当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伊斯雷尔·柯兹纳也对此作出过论证。惟一的垄断就是政府人为设置进入壁垒而导致的垄断，这是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贸易盈余是收益、贸易赤字是损失、遭遇恐怖袭击对经济建设有益（破窗理论）等谬误理论，曾被160年前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批驳得体无完肤，而巴斯夏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位远祖。薛兆丰在讨论微软是否构成垄断、讨论路径依赖时，也能看出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不过，那些文章没有收入本文集中。
我谈论这些是想说明，奥地利学派是薛兆丰自由市场理念中的一个重要渊源。事实上，一个经济学人，如果相信自由市场，相信竞争而不是管制，相信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不是政府官员的仁慈和明智，那么，他恐怕就绕不开奥地利学派。因为，奥地利学派确实可以提供许多犀利的分析工具。在我看来，薛兆丰受奥地利学派影响较大的正是基于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论而形成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这种犀利的刀锋面前，种种为管制和垄断辩护的知识，立刻会显示出其谬误。
不过，除此之外，奥地利学派还有一大贡献，在我看来，这样的贡献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说的这一贡献就是奥地利学派在宏观层面上关于规则、制度、秩序及社会演进过程等知识领域的洞见，简单地说，即自发秩序理论。这里所谓的宏观，不仅仅是指宏观经济，更包括作为经济运行之基础的市场制度本身，以及更高层面上的宪政制度、法律制度、观念等等。其实，自发秩序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微观层面个体的选择、合作机制，对于论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股潜流，薛兆丰运用其中的一些工具和结论———当然还有源于别处的工具和结论，更有他自己的洞见和文笔———冲击了习见的种种知识和制度谬误。如果说我对薛兆丰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如果你认为一种理念或一种分析范式是正确的，那就连它的大名也大声说出来，因为正确的观念会因为更多的人信奉而显得更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