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想到了两部作品和一个故事。两部作品，一个是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另一个是前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影片《地下》。故事是美国侵占伊拉克时的一则新闻，说一个伊拉克人得罪了萨达姆，在夹壁里生活了多年，直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才从夹壁中走出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到这两部作品和这个新闻，是因为《第九个寡妇》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解放后的镇反期间，错划为恶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孙怀清，执行时侥幸未死，被儿媳妇王葡萄藏匿于干红薯窖中二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但这时他已经须发皆白，奄奄一息了。
小说以这一故事为主要线索，结合王葡萄“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的故事，重点塑造了王葡萄、孙怀清等人物形象。小说中的王葡萄，是一个忍辱负重，而又单纯执著的人物，有论者称其以“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超越了人世间的一切利害之争。”对于王葡萄来说，动荡的历史就像她的衣服，随四季寒冷而替换，而她却永远生活在自我的圆心中，一颗心脏强健而仁慈。她什么都不怕。她的眼睛可以直勾勾地看一切人和事。孙怀清则勤劳善良、足智多谋，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里被尊称为“二大”），也是一位无辜的受难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地窖与夹壁不过是一个隐喻，它通过对另一空间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指出现实空间的非正义性，从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在不同的编码系统中，地窖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在上述新闻中，便可以读解出对萨达姆政权的仇恨与对美军的热爱，而在《地下》中，则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至1995年的曲折历史。《白毛女》和《第九个寡妇》也是如此。
严歌苓写这本书之前，到河南农村做过调查。所以一个旅美城市女作家，竟然能用最本分、最土的语言写小说，简直让我佩服死了。但这仍难以掩饰小说文字本身的干净和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