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货币是人创造的工具，本不应有好坏之分。不过，中外皆有愤世嫉俗之人，或视金银为“天下之大害”，或视“金钱乃万恶之源”（Money is the root of evil)。这显然是肤浅皮相之谈。在路瑞锁先生的这本《都是货币惹的祸——透过金钱读历史》中，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货币史的简要梳理，试图揭示金钱货币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附在社会经济上的一张皮而已……只是在国家兴衰、社会变革和政府更替之际，它常常会变成一张决定国家、政府和社会变动方向的‘画皮’”。路先生说，“历史的事实胜于大史学家们的雄辩，官员贪污，百姓贫困，在中国历史上可是老有传统了，无论是铜钱时代、纸币时代还是白银时代，基本没有啥变化，这似乎跟使用白银做货币没有啥关系，如果想从货币里找原因，还不如去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里找原因。”
诚哉斯言，钱币有好坏之分，根源于制度有优劣之别以及人性有善恶之别，通过钱币这张画皮，我们能看清制度之优劣、人性之善恶!
春秋七国纷争扰攘乱战，齐桓公之所以成为第一代霸主，管仲制定的货币食盐联系捆绑制度发挥了巨大功效。汉末魏蜀吴合纵连横，最后归晋于一统，也可从三国施行的不同货币政策上找到根因。从钱的稳定性来看，曹家魏最为诚实守信，曹操在创业阶段就下令，凡因家庭贫困而不能养活的孩子，“随口给贷”，官府予以抚养。而刘皇叔为抢占刘璋地盘，筹措军费，竟铸造“直五百铢”，一枚当100枚五铢钱使用，夺取全蜀后，还是用钱币圈占百姓资财。东吴更甚，铸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堪称中国青铜铸币中的顶级大额货币。
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舞台上，货币是一重要道具，要把戏演砸，只须滥用歪使货币这一道具即可，而若想把戏演好，赢得满场喝彩，只靠用好货币道具还远远不够。大唐贞观之治之所以是最有境界的盛世，除货币发挥了正面作用外，更在于其时施行的财政税收制度租庸调制：每个男丁（21—60岁）分给田地100亩（寡妇和残疾人相应减少），其中五分之一叫做“永业田”，子孙可继承，另外五分之四叫做“口分田”，死后要归还国家。义务方面，每个男丁每年缴粟二石（称为“租”），绢两丈，绵二两（称为“调”）；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20天，不愿服役者，可按每天3尺绢、布来代替，如果朝廷需要增加服役，增加15天以内免“调”，30以内免“租”。还有一项约束官府的规定，即不许强迫农民每年服役超过30天；若出现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租、调、役全免。还有，唐朝只对男丁收租，女性全免。“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白乐天这句诗，可不仅是说天下父母们都希望女儿有机会去做杨贵妃，生女儿对家庭是有实在的物质利益的。
被众多现代经济学家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欧文·费雪，在考察了所有纸币的命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种灾难。”纸币最早出现在我们的宋朝，蜀中商人为了方便商业交易，发明了交子，很快，奸猾之徒就看到了有缝可钻，官府看到了其中有利可图，随后垄断了纸币发行权，使得纸币成为官府操控市场商品价格、牟取不当利的工具。有这样一本万利的好事，元朝统治者自然乐意继承使用，而当从威尼斯来的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告诉欧洲人中国人使用纸币，大汗是世界最富有的人，全欧洲人都嘲笑讥讽他瞎掰。
对欧洲人的嘲讽，要一分为三地看：从应然的层面讲，纸币确有其伟大功能，如纸币的发行人足够明智、足够正义、足够自我约束，或者说发行机制足够完善，纸币本位制的优越性是金、银、铜、铁、铅、虎皮、石头、烟草、贝克等任何货币载体所无法比拟的；从实然的中国历史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的朝代，可到元朝灭亡时，“至正钞”已形同废纸。泛滥的纸币混乱了经济市场的估值标准，社会岂能不崩溃？当然，中性地看，马可·波罗的完全肯定，欧洲人完全否定都失于简单。纸币的发行、推广和广泛使用，符合发行推广者的需要和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与被动使用者的需要和利益相容。只有在符合社会所有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情况下，纸币才能存在久远，否则，纸币及其发行人就会被抛弃。日军侵占华北、华东后，曾强迫当地老百姓将手中的法币兑换成伪币，兑换比例是2块法币兑1块伪币；抗战胜利后原日汪伪统治沦陷区与国统区的货币实际购买力不相上下，而蒋氏国民政府贴出的公告，却是伪币与法币兑换比例为二百比一，这无疑是在歧视、掠夺当地人，难怪收复区人民发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叹怨！据李宗仁后来回忆：兑换公告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顿成赤贫，而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马暴富。政府在收复区尽失人心，莫此为甚。接收异化为刧收，胜利转化为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老蒋败逃台湾，岂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