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会给人以更宽的视野。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合作，就有新的启示。在《在历史的下降线行走》一书中，有一篇《漫议乡间合作发生的文化条件》的文章，让我找到了一点感觉。
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人一盘散沙（孙中山语）。研究三农问题的人也讲，农民善分不善合。但《条件》一文却指出，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可以合作的，从水利灌溉、房舍修建等较大的合作，到日常耕作、收获时的劳力与畜力交换，再到日常生活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等，乡间充满了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宗族到乡社，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再进一步分析，传统的农民合作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之上的，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维度，以诚信为基础。小的合作在血缘圈内较易实现，再大一点的则要在熟人之间展开，皆以信用为保障；再大的跨过了熟人圈的合作则需要精英的出现。所谓精英，不仅威望高，具有可信性，而且拥有话语的解释权，知书达理，可以熟练地运用农民信服的语言来说服他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天然的谈判能力。一般精英一出面，农民肯定呼应，有不愿意的，也会服从于众意。由于精英的出现，不同小圈子的农民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可以跨村跨乡合作，甚至跨县合作。
但是，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清末的废科举，使农村的传统文化开始衰落。此后，农民被多次卷入革命和运动风潮，被拖入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浪潮中，旧的农村传统被湮没，革命形成的一些传统也被抛弃，老精英被打翻在地，而革命精英在新的变化面前也失去优势。于是，传统农民可以合作的灌溉问题现在因个别农民的搭便车行为而难以实施；较大范围的农民合作因为没有受人爱戴的精英，整个环境充满的是不信任的气氛；甚至，原本视诚信为生命的农民，在经济大潮中也学会了“杀熟”。
所以，《条件》一文认为，在转型期，不仅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而且值得信赖的精英也不存在了，可供谈判的话语也没有了；更为扎眼的是，虽然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但农民跟旧基础相配套的文化心理还在，由此，难以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条件》一文悲观地认为，新的合作机制的建立，也许是农民变成市民和公民之后的事情，但是无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这篇文章对于当前的农民合作研究，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在于如何培养精英，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良性发展。在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风潮后，农民新的合作步履明显要艰难得多。当前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多达几十万个，但能真正良好运作的有多少个？合作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规模小、实力弱、结构散、合作虚，多在产前的农资购买、产中的技术推广和产后的销售信息上联合，真正到达资金和股份合作的并不多。可以想象，让本来弱小的农民，在“386199”部队的基础上联合，其合作过程必然要艰难得多。关键的问题，是合作社缺乏精英，也就是当下常说的，农村的问题核心在于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常见的，一些合作社的负责人在产前的农资购销和产后的产品销售环节，往往经纪人倾向严重，自然无法紧密凝聚农民。
因而，在当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农村精英力量的培养和引导介入，可以考虑扶持返乡的退休干部、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和进城务工青年、在农村带头发展的能人等来创办和领办合作社，让这些具有精英雏形的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中，推动农民的合作。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