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人积累的财富似乎足以让自己感到幸福，也足以与世界对话，事实却让人意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激烈情绪正逐渐蓄积，日渐“发炎红肿”。面对烦躁的自己和缺乏信任感的世界，基于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共识及追求，果断推进改革，是国家智慧的选择。
6月5日，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微博）在参加耶鲁大学和纽约证交所举办的CEO峰会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100多位美国大公司CEO和政府、学界意见领袖参加了一项临场问卷测验，在“最让你恐惧的国家是谁？”这个问题下，中国和伊朗得票最多，分别占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果，以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庞大消费市场闻名的中国，像一个上帝给予摩西的“应许之地”，西方商界精英在这里从来都是赢家，为何他们像恐惧以封闭和极端宗教情绪著称的伊朗一样恐惧中国？
我们以为自己开始融入世界，但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接纳我们？如果跳开情绪化的“西方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世界这面镜子，未尝不能发现，他们的担忧乃至恐惧，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投射。
就像采取用GDP的增长解决国内问题的办法一样，中国人也希望用产品和财富打开世界的胸怀。西方则在“幻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国内的控制越严，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硬。“中国威胁论”被普遍接受并非偶然，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与1989年中国曾面临的危机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威胁，而是处在双方都认可的行为方式形成前的摩擦状态，处理得好则融洽相处，处理不好有滑向敌对的危险。
世界一方面在审慎地看着来自政府管理者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这代表这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智慧，朋友之间不仅有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要有在价值观底线之上的共识。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无警惕地看待来自民间的情绪，这代表着一个国家实质上的友好程度。显然，这都不让人乐观。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缺乏价值内核的非理性情感和意识，近年来在国内有狂飙突进的态势，从1996年引起轰动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到2009年出版的《中国人不高兴》，从1999年《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主张“光荣孤立”，到2010年《中国梦》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些有着大量读者的主张，无视决策层对于世界未来仍能保持长时间和平的判断，毫无遮掩地刺激着民众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现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即使争论得如何激烈，也无人再揭开“文革”这道伤疤，现在却有民粹主义者明确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民粹主义满怀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带来的天然优越感和道德感，主张“大民主”、“均贫富”，崇尚暴力和推倒重来，以仇官、仇警、仇富为情绪突破口，不断压制促进改革正能量的改革主张，刺激混乱状态。
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一个消极后果：新兴中产阶级大多是从社会底层中抽离出来的，这造成了底层社会“精英空洞”的现象，扎根于底层，具有理性精神和判断能力，代表底层民众利益发声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少，黑恶化势力却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面对社会不公，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底层民众在主张权利方面缺乏法律支持和正当策略，以及理性主张权益的态度。某些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力与无良商人合谋，通过暴力手段侵害民众权益并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后，又反过来以刚性维稳的思维及解决方式再次刺激民众情绪，这些情绪不断淤积，最终形成群体性愤怒。
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很容易忘掉自我和应有的权益，也因为愤怒而缺少现实感，幻想天堂般的理想世界，要么轻易信奉持极端政治主张的人，要么干脆诉诸极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马立诚在他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可能会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精英群体将遭受重创。资深学者资中筠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2011年，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发生剧变，这像是另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发现另一个自己。
故事从突尼斯街头小贩被城管人员暴力执法、愤而自焚引发抗议风暴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埃及总统在群众运动中被迫辞职；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尔及利亚等国也爆发不同程度的民众运动。中东剧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没有明确的核心组织发起和领导，民众主张却惊人的一致：长期掌权的统治者下台；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政府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二是摩洛哥和约旦两个国家的运动最为温和，政府回应与民众主张之间实现基本的互动，没有出现政权被迫更迭的情况，原因在于两国政治改革比其他国家更早，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高。
在分析中东剧变原因时，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比中东更复杂，但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显然有相似之处，这不免让人担忧：如果我们在问题比较小、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不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结果究竟怎样，谁都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