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经历了自1978年之后最为严峻的时刻，两年多的时间仿佛凝固，昔日的“盟友”们似乎在这条道路上纷纷落马，这让决策者们不无担忧甚至震惊，用“危机”来形容其时中国人面临的国内外的麻烦并不过分。在一片胶着之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市场经济方向为突破口，再次“激活”改革开放的进程（见上一期《绿公司》封面故事），改革共识也在这两年里实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进化。
危机中的中国决策层同时遭遇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曾在1980年让中国决策层担忧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1989年有了结果。6月4日波兰举行国民大会选举，统一工人党失去了权力，随即引发连锁反应，苏联解体让苏东剧变成为冷战的最后的高潮部分。冷战以西方世界的胜利而结束，将目标转向中国，相对于保持政权稳定，他更乐于看到中国的崩溃，并保持相当的压力。
国内形势对决策层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86年，发生在安徽合肥大学校园里的一些事情，就开始让中国决策者们充满警惕。这一年，邓小平10次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一两次提到“稳定”和“安定”，这让民间的参与情绪进一步高涨，特别是年轻学生。1986年12月，合肥某大学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内定”行为激发学生不满，大字报、集会和游行从合肥开始向全国蔓延，尽管校方在政治改革的大气候下作出让步，开放候选人选举，但街头政治像是兴奋剂，让情绪高涨的学生很难平复下来，打出带有“自治”字样的极端化标语。
年轻人的极端情绪刺激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决策者们，他们意识到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推行政体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混乱。中国政治思想界也开始有一种声音，反对改革激进主义。1987年，邓小平又不少于10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却有至少9次提到“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提到稳定时浓笔重彩，提到政改时点到为止，不再涉及制度变革。
在这位现实的领导人眼中，改革的目标就在那里，如何安全地到达则需要策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下推进的改革进程，是决策层针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可能在极端化政治主张引起混乱的国内环境作出的选择。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更大的事件，让决策层确定了这一选择。
另一股反对的力量来自改革派的老对手—左派。1989年之后，左派开始质疑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改革？此时的苏东剧变让惶恐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再提改革开放的人，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的发言，开始与报纸对准口径。尽管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仍然不断强调改革开放，仍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1990年，改革派开始回应姓资姓社的问题，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重新拨正了方向。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根据江泽民的提议，中国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共识完成了第一次进化：从“不能做什么”，到确立市场经济的方向。这在两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将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进行切割，向民间释放经济权力，赋予民众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进行财富积累的自由，刺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开启经济大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对于“左”的彻底批判让左派力量大大削弱，一批老干部退休，逐渐淡出决策层；持极端政治主张的“自由派”同时衰落，温和的改革促进力量则在融入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
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确立，让自由市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以吴敬琏、厉以宁、董辅、张五常（微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坚持自由市场的积极力量活跃在决策层周围，参与到经济体制改革之中。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学界对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诸如体制、法治、国家权限、社会公共秩序的关系展开全面的讨论。
共识进化也体现在另一个层面：决策层对于改革开放主导权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明晰的界定，以保证改革开放在策略的进退中有序前进。1989年3月6日，邓小平有机会对他倡导的综合改革进行总的定性和命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向他汇报思想界流行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在一个后发展的国家里，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化，等到经济基础具备、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
什么是好的制度？邓小平通过对新权威主义的肯定，进行了策略性的回应：认可并事实促成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执政模式，用来平衡当时两种极端化的主张：主张迅速实现民主化的自由派和回到计划体制的左派，以维护政权的稳定，实现自己认定的改革目标—“建立一个好制度”。
但是，这种界定也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谨慎尝试和稳步推广成为改革者的主流意识，如果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同意见乃至情绪化表达，某一领域的改革就会有搁置甚至停止的危险。二是造成经济改革在特别的“关照”下一家独大，与之配套的法治、社会、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博弈，当下的现实事实上已经偏离了既定目标，市场经济的目标也渐行渐远，走向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