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决心用大规模改革解决层层积累的问题，他需要打破“后文革”时期的思想和现实中几乎凝固的胶着状态，在决策层凝聚新的共识，来推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78年5月10日，一场牵动全局的“争论”开始了。中央党校与光明日报社合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发表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上，并被《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
此文立即引发了当时决策层的一场激烈争论，有人点名批评，有人劝告大家要注意辨别，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就成了定论，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邓小平开始并不知道此事，听说此文引起大争论，找来看后，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一个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在有些人看来，在决策层进行争论是有造成党的分裂危险的，邓小平却明确警告相关负责人，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并亲自找胡耀邦谈话，肯定这篇文章。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两个凡是”。即使如此，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讲话中仍然说：“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中提出要进行技术、制度和组织上的“重大改革”，此番讲话前一天，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西德新闻代表团时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一个月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这场有众多老一辈领导人参加的长达一个月的漫长会议上，最终解决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汪东兴也在同一天作出书面检查。邓小平则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它实际上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从“文革”结束到清理“两个凡是”和真理问题大讨论，用了两年时间，这只是共识形成的第一阶段。1979年10月底启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则是第二阶段，这次又是两年。决议直面核心的问题：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起草初期，党内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等关键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了一年后的1980年10月，决议草稿艰难形成后，决策层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讨论，预定4000名党内高级干部参加，据学者黄黎考证，实际参加的有5600多人。“四千人大讨论”也不是仅限于北京，而是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分头讨论。
法学家郭道晖当时以秘书身份记录国家机关第一组（人大与政法口高级干部）的发言。他还记得一位中直机关七十多岁的老同志的话：“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大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进行了否定评价。分量最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从“革命”变成“内乱”。
决议的形成过程和最终结果，在凝聚共识、调整方向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的决策层以空前的历史担当和政治智慧，参与者思想的解放，起草过程的民主程序，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确立改革时期的共识基础。这是一个明确“什么不能做”，什么错误不能再犯”的“底线式”文件，为改革提供了出发点。这个文件证明，即使在“文革”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决策层的正面力量仍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再次出发的信心和力量。
观察改革共识初步形成的维度有两条，代表推动改革的两种力量，一是党内改革力量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则是民间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和意见传达。
据时任中国青年报理论部编辑的马立诚回忆，在1978年12月15日，反对“两个凡是”的高潮时期，曾有中国社科院的负责人在一次会上建议《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上的大字报。这面墙上的内容是来自民间的言论，在推动思想解放、达成共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年后，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这面墙上消失。在决策层通过“四千人大讨论”来反思党的历史问题时，全国范围内的基层选举开始，北大学生公开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在上海、湖南、贵州、山东等地高校中引起连锁反应，在中国的改革要决定其方向和路线的关键时刻，民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影响最高决策。
改革发轫之时的共识凝聚过程，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全面尝试，经济领域，民间的“破冰”尝试在推动高层决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面推广，并蔓延至全国；外资试水中国；深圳特区在南海边陲出现；“傻子”年广久在邓小平的批示下没有被清算，他的瓜子也嗑开了个体户合法的硬壳。在改革的推动下，经济开始高速发展。
遗憾的是，相同的事情，没有在经济领域之外发生。1980年8月19日，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作为第一个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议题的决策者，他在讲话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是中共自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
这仍然是一种“不能做什么”式的表达，但也引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制度是好的？就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前三天，波兰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引发骚乱，不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的团结工会成立，这被视为是波兰一党专政被打破的标志。出于对政治和政权的敏感，中国决策层敏锐地感受到，来自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的极端主张和心怀不满的民众很可能结合成有威胁的力量。在渐进与激烈中，决策层选择了前者，“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改革的底线，政治改革进程不断反复，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