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系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21] 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22] 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23]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24] 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25]；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26]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