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的《盛世》夸大了中国盛世“嗨”景，但对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的描述却相当准确。2009年，“危机”一词占据了所有核心的经济学议题，危机的成因，危机的过程，危机的应对，未来危机的防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分析2008年以来的危机成因，奥地利派、芝加哥派、凯恩斯派各自施展绝活，鏖战至今也分不出胜负，分歧已经被标定在从右至左的理念数轴之上。但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真正原意是否如此泾渭分明，还是只是因为被贴上标签，导致各自强化，混战在无边的理论黯野。正如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所说，批评这种简单化的指称将会削弱丰富性和多元化，进而被命运的幻象笼罩。而单一化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泥淖。
动物精神
廓清凯恩斯到底说了什么，实在并非可有可无的努力，尤其是在全世界的救市方案都被标记为“凯恩斯主义”及其各种变形时，更是如此。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希勒的《动物精神》正是对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新时代呼应，当然还有拓展。
阿克洛夫和希勒将凯恩斯的《通论》与古典经济学对照，发现凯恩斯采用了更加务实和中庸的理论之道。凯恩斯承认，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这些行为人“好像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从事市场交易，增进各自福利。但凯恩斯也认为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也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总是理性的。而这种“动物精神”正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因此对于政府这位市场的“守夜人”来说，要维持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重要的是设定一些规则来约束过度的动物精神，但也不能像古典经济学一样对动物精神视而不见，认为人类总是像机器一样理性。因为不约束动物精神，贪婪就会驱动狂热，任资产泡沫越吹越大。而一旦有一个微小的因素刺破了泡沫，动物精神在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恐慌”，进一步加剧动荡和不确定性。
可惜的是，凯恩斯的上述“动物精神”观点被扔进了思想史的垃圾桶，凯恩斯也变成了政府应包办一切的利维坦支持者。阿克洛夫和希勒明白指出，凯恩斯没有那么极端，正如哈耶克一样。那些脱离常识和日常生活语境的“理想类型”只是大师的“思想体操”，他们并没有暗示这些“理想类型”应该用来指导“真实世界”的经济政策，那些不过是罗斯福们或者里根们的政治选择而已。
因此应重提动物精神，并用此解释本论金融危机，贪婪到恐慌的心路历程符合动物精神的解释，而政府的角色是约束脱缰的兽性，但也不禁锢天性的好奇带来的创新。政府的作用是让这两种不同的动物精神都不要太过，使得市场失去监管后反噬参与者的福利。
死灰复燃
实际上，沈联涛就尖锐挑明了这一点。在真实世界中要做一个选择，多少要权衡取舍各方的利益，最后不可避免地趋向中庸之道。沈联涛曾出任1998年至2005年的香港证监会主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正担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他的亲身经历是：当前经济危机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亚洲金融危机时华盛顿共识告诉我们不能做的，包括干预市场、降低利率、放松财政管制、允许银行破产来扼制道德风险、停止卖空交易和谴责操纵市场行为。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沈联涛此书的标题解释了他的用心和意图。首先是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因及其后续的拯救措施进行剖析回顾，其次是对照2008年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后续拯救措施。世事已是沧海桑田，政策依旧轮回变迁。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危机前的情形看上去总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股市房市屡创新高，流动性充足，风险溢价降到历史冰点，所有人都“嗨嗨”的。然而，正如叶芝在《死灰复燃》一诗中所写：万物崩溃，人心已散，唯有混乱，漫无止境。血色潮汐，淹没纯真，善念不存，恶意狂盈。危机来临时，到处都是这种恐慌。
沈联涛从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朴实但关键的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尔后的改革难道不足以防范新的危机？金融监管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实际上，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所有危机都是从流动性过剩开始的，接着出现投机热，然后形成泡沫，最后发生崩溃。不同的是，十年之后，世界经济更紧密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一国两制”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思路。尽管自由市场主义者捍卫市场的作用，但危机的确发生了。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虽然能部分解决分配公平和产权保护问题，但无法避免为国家机器利用而导致过度监管的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的金融监管新困境是，各国实行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却忽略了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外溢效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里提到的“中美国”模式，恰是这样一个例证。
沈联涛最后不太乐观地将希望押在全球性货币管理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上，但现实的政治摩擦，例如哥本哈根的结局已表明这种希望或是另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真正的关键是，各国只顾自己发展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公地悲剧”式结果，有没有可能用激励相容的制度性框架来协调，以允许短期的局部性小型危机为代价来控制住中长期的全球性大型危机。
增长之谜
这当然没有确定的答案和手段，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庸之道的务实姿态，越来越被研究现实政策的经济学家所接受。正如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明的那样，各国在追寻富裕的道路上，需要首先自我诊断问题出在哪里，才好对症下药。而各国的情况和面临的具体约束条件大相径庭，因而也不存在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处方。
地理因素、贸易条件和制度环境被罗德里克及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们当成重要的变量，但在《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一书中，罗德里克和合作者们发现，地理条件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启动国际贸易，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国家也能获得很快的增长，历史上的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很好的例子。而与通常的观点不同，有时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环境改变，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纵观过去五十年的世界经济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和印度并不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标准药方，但却获得了令人称赞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中国奇迹。因此，有部分经济学家就提出，是不是存在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这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北京共识”的“共识”还未形成，又陷入对中国奇迹解释的纷争中。
当然，仅仅启动增长还远远不够，如何维持可持续增长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并无统一的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正是罗德里克所强调的。罗德里克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不过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不同的是，他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是负面的，政府有可能会做对事情促成增长。这种态度，相对来说是更为务实的，而经济政策显然需要这种务实的态度。
罗德里克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所具有的灵活性远比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是那些处于第一等级的基础经济学原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和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基础原理而发展的，这也是罗德里克所谓的“相同的经济学”的含义所在。但在这些第一等级的原理下并非只有一个唯一的政策组合，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将这些经济学原理进行打包组合时，改革者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组合，从而迎来了经济增长。
中国盒子
那么中国盒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或者说中国做对了什么，从而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向历史深处寻觅，或许能管窥答案的一斑。
正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在不具备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发展必需条件的制度环境下，中国找到了关键因素并且改变之，仍然推动和促进了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制度改革。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是一种有限的改革，但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并且这种思路也被运用至国有企业改革上，同样促使国企生机焕发。
而“价格双轨制”更被认为是一种巨大的制度创新，在有限的空间内极大扩展了市场的边界。这种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一方面搞对了正确的激励方向，另一方面也在当时的政治约束下作出一定的妥协。正是这种妥协和务实，或许才是双轨制最成功的经验。其后中国改革不断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约束中前行，教育改革对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业的逐步开放，贸易融入全球化等等，都对中国的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管是从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驾马车”的观点，还是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古典增长模型”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市场化和产权私有化导向的改革都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中国满怀热情的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集合数十位中国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上述论断。
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只有巴若同（Barry Naughton）独辟蹊径，认为中国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执政党的“角色定位”，而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模式恰是在执政党干预下完成的。甚至市场化改革也是执政党用以维系政权的一个工具性和阶段性手段，但恰好顺应了底层的需求，使得双方形成了一种激励兼容的模式，从而使得中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这一“从上而下”的视角，不同于“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秩序的扩展模式。
张五常提供了“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另一种解释。在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擦去了笼罩在“县域竞争”模式上的灰尘，重新提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推动增长的理论。不过这种解释可能会因过于抽象和简化而忽略掉其他的东西，例如最明显的是，县域竞争可能造成地方保护主义，这会降低市场效率。重复建设等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也是被忽略的问题。
未来之路
当然，如果无法了解局部知识作为决策支持，那么政策选择可能会陷入泥淖，进而将经济带入陷阱，比如说下一次金融危机。在《盛世》里“嗨赖赖”的人们也包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少居安思危的心态，迷恋于虚幻的“中国模式”带来的自信，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可能并不是十分有利的事情。
史蒂芬·罗奇在《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一书里对中国经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待，不无暗示的指出中国的刺激计划是危机中最好的拯救方案。与罗奇这种在中国呆久了的“嗨赖赖”的老外有所不同的是，老外王志浩在《大国经济之路》中对中国目前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且认为未来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银行呆坏账。尽管王志浩最后也一样被中国奇迹所吸引，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将会扮演的角色也与罗奇差不多乐观。
此次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强劲也给了乐观者继续乐观的理由，诸如“中国拯救资本主义”一类的观点纷纷出炉，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里还制造了“中美国”的概念，成为外交上“G2”思想的来源。但这种赞美是基于短期的眼前的成绩，并没有提供坚实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未来会向何处去。
那么是不是真的存在所谓“中国模式”呢？罗德里克早就给出了答案，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特殊的“中国模式”，也根本没有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经济学，不同的只不过是在不同局限条件下的政策选择而已。历史经验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也一再表明，不管是何种制度环境，市场规律一样起作用。而阻碍和扭曲市场规律的制度必然无法支持长期的经济增长。言下之意是，中国经济要应对目前的危机，同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出路是：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