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的前辈如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爱德蒙•柏克等人不同的是，哈耶克出现在自由主义遭受最严重的考验和摧残的历史阶段，他必须要同这些现实作战，而不是仅仅为社会提供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在《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版的1944年，二次大战前年轻的苏联出现的“文化处于危难之中”（高尔基语）的极权化统治的阴云还没有自西方知识分子心头挥去，纳粹德国疯狂的法西斯统治又令整个文明世界瞠目结舌。正如罗曼•罗兰所言：“每个时代都要求着自己的解释者。”人们要求政治学家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说明。《通往奴役之路》作为一本“政治性的书”（P8）得以面世，适逢其时。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经典马克思主义通常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方面出现的极端化倾向称之为 “极‘左’”，而将法西斯残暴的统治命名为“极右”，似乎二者存在根本的对立。哈耶克根本不承认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令人发指的统治，“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的模仿而已”（P111）。哈耶克并没有否认，在所有极权主义（包括“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之初，它们体现的都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不然也不会在社会上取得风靡一时的效果。哈耶克在本书内致力追问的是，龙种是如何演变成了跳蚤，“美丽新世界”的蓝图怎么会导向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指出，极权主义理论存在着荒谬的，但却颇能蛊惑人心的理论误区。这些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自由和竞争的放弃，对计划和平等的热爱。哈耶克认为必须指出的误区包括：（1）人们认为计划可以保证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而平等的口号为他们提供了心理上虚幻的满足；（2）相对于政府干预所产生的长远恶果来说，干预的好处更容易被直接感受到，如政府的限价政策给予消费者的利益；（3）将民主作为手段进行追求导致一种错误的信念：“只要权力的最终来源是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权力就不会是专横的”（P71），因此民选的政府就拥有“绝对的权力”；（4）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对经济自由的控制，没有能意识到经济自由的限制就意味着一切自由的限制；（5）最重要的是，人们乃至“知识分子的领袖”都认为牺牲自由是获取保障，走向幸福生活的必要代价，这种观念使自由主义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其后果就像哈耶克引用的阿克顿勋爵的描述：“由于对平等的热爱，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P99）
因此，哈耶克原则上反对任何对自由市场和公民自由的干预，提出“政府行为必须得到限制”，因为“如果政府要精确地预见到其行动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让受影响的人有任何选择的余地”（P77），计划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由总体设计和调度来弥补自由市场的随意性，但事实上它迫使公民让渡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甚至无法预见到政府下一步的行动从而进行个人努力。长此以往，社会就丧失了进取的积极性，个人成为巨大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对整个社会的运作完全处于无知状态，这样下去，还有何正义、平等和效率可言？
基于这样的分析，哈耶克反对认为极权统治是一种偶然现象的肤浅之见，他在“为什么最坏者当政”这一章中分析了极权主义从政治理想蜕变为控制手段和依赖政府会造就独裁者的必然性，他宣称：“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极权主义制度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P130）
这些言论现在看来算不得希奇，但在1944年提出这样的预言是大胆的。当时的人们为恶梦所震惊，却还缺乏对其进行反思的时间和能力。人们宁愿相信灾难只是上帝偶尔的疏忽，他们在谴责为人类带来祸殃的公敌时，看不到极权主义的种子也在自己中间悄悄萌芽。因之哈耶克声称本书“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哈耶克的预见：“铁幕”的建立，两大阵营的明确划分，一步步走向“文革”的中国，以至于自称为“自由世界”的西方国家中同样出现如麦卡锡主义那样的恐怖统治，就表露出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都强加于其成员”，虽然程度深浅不同，但极权化统治和计划性统筹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国际一体化使早期自由主义者梦寐以求的自由竞争和个体选择消失殆尽，哈耶克坚决反对的对某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家进行产业和市场分配的局面正在变成现实。自由主义仍然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在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骤兴恰恰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作的现象研究和理论描述几乎完全可以作近五十年中国的写照。但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不可推行也是早已注定了的。自由主义长于对极权统治的解构而短于完整政治模式的建构，自由主义者更是勇于发言而艰于行动。如哈耶克虽然极言排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仍然为“必要的战时措施”留下了一个政府享用绝对权力的口子，而在“民族存亡”“国家兴废”这样的美丽口号下实现对社会的全面彻底的控制正是极权主义的拿手好戏。自由主义这种阿基里斯的脚踵导致了它理念上和操作上的困境。最近有学者鼓吹的“依附理论”和“全球理论”就以其与国际接轨的态势映照着自由主义的苍白，却也让人嗅出了一些不祥的气味。也许自由主义的宿命就像M•布鲁克所言：“一切的反自由主义的势力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主义。”（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