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绘的不仅是文学地图
有一次在中山音乐堂里看一出“原生态”的歌舞演出，看着看着，同伴凑近说：你看她们，眼睛里都是汉化了的神情。我于是定睛观望：确实。那些眼里缺了一种“野”，而是亭亭玉立在舞台上该有的“得当”。那也许便是杨义多年前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依据：倘若中国的文学版图仅仅由“得当”的汉族文学、汉族文化支撑，而一概视蛮夷戎狄、匈奴满洲而不见；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何来“醍醐灌顶”、“拈花微笑”（两个词语都来自佛教文化）呢？
两年前广州人最有情结的西湖花市要拆迁到“非中心”地段，岭南人的抵抗，让广州人大最终也叫停了这次转移。
北京的老城胡同拆迁就没那么幸运了。近年来持续引发争议，城市记忆与开发、“城镇化”进程打上了架。
杨义写道，正如当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之间，多民族形成过程的二重性，“不打不交”。民族性的版图交汇，带来了文化的互渗；多样性、兼容性的“互文”（intertextuality）。而发生在当下的这种“打”法，至少现在令人看不见其交集、乃至友好。何时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今天我们有“版图交汇”时代为参照，为教训，“打”的过程本应尽可能缩减。
可见，要重绘的不仅是文学的地图。
岭南人的“我有一个梦想”
杨先生他那一个“我有一个梦想……画出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是大有马丁·路德·金的底气的：杨义也在呼唤一个“平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中国“大文学观”帷帐里的平起平坐。
作者开笔写地图之神阿特拉斯（Atlas）：“脚踏地理空间，头顶青天”，他意喻一个多维度的文学史叙说。就好比文学版图也分出个二、三、四、五环路吧，“新北京”的构成，有长安街的红墙琉璃，也有SOHO的简约新颖；四五环上古时的田垄、粮仓、墓地，都要参与扩展下一个新城市的构建，彼时风貌一样嵌入历史砖瓦中。从空间思维看，渐分出个四环以外“住宅区”（uptown）、三环内“商品区”（downtown）来的北京城，没了“边缘活力”，便甚是残缺了。
杨义虽在《通释》里分了多个目录：各自释义“重绘地图”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与“图志学”的干系；但读下来，每一个“学”说都多少以占了全国60%的“边缘的活力”为主角。加之读着读着，熟悉的语感便让我起了“疑心”，一查证，果真：作者是“蛮夷”的后代―――岭南人。一个本身是“边缘人”（沿用作者对中原之外的文化的“边缘”统称）身份的学者，对于结合江河源文明与边疆文明，合绘出“汉学书面文学史”之外一幅完整的“地图”，有天然而切肤的需求吧。
中原文化、二环路要维持其权威性、官方地位，在不断往严密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在走向僵化、模式化。又打个比方：语言在全国范围内，以端庄的“普通话”为中心，于是便牺牲拉拉杂杂一串“边缘的活力”―――3700种地方方言中，那些灵巧、温婉、泼辣、滑稽的音语。杨义为之焦急的“口传”文学，因而会断了子孙根―――也许早就断了。这样，就算一个20世纪比过去的两千年里创作出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也不大值得骄傲吧。由此看来，《南方都市报》的“白话广州”版面，实在大快尤其是我辈岭南人后代的心。
醉态
《通释》中，杨义一边写“自外而不见外”、“起于俗、成于雅”；一边要结束简单套用西方经验的习惯。作者要重绘地图的其一重要因素，便是看不惯历来在中国文学的授业解惑顺序中，全照了西方“文体四分法”，逐个对号入座放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篮子中。而全然忽视：中国文学精神内核的特色“大文学观”。所以他发明了一个“醉态思维”、“醉态盛唐”来盖上他人套在李白身上的“浪漫主义”。
作者自己也有醉态。
在文化样式中，他唯独强调了文学的图志学，即把文学与图画的通感好好地梳理了一番。其实，值得相互映照而成“文化文本”的何止是文学与图画呢。《通释》里也提到了，像60万字的《格萨尔》，今人是靠唱出来的。音乐与文学便告成双成对。要单说能与文学“互文”的便值得拉拉扯扯上各种艺术形态。
不消说，而若要用上“数集”的思维，这种文化学上的互渗性就多不胜数了。
还有，这本《通释》之前，杨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撰述过《中国新文学图志》，开了图志写作风气之先，后又推出过《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到《通释》时，文字是新的，观点却其实是四篇讲演稿、两篇访谈中不断被炒的“冷饭”。这不止是我一人的观感：杨先生其实只要用2万字的论文一篇，气魄与能量便足以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