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新旧交替，郁达夫曾为我们留记了最后的书塾与最初的学堂，他说当年英文课本里有一则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图里，书塾老先生弯背、拖辫、戴眼镜、执烟杆，面前立着个拖着长辫的小孩子；国人读书有个奇怪习惯，总是摇头晃脑，身子像个钟摆。后来书塾改成学堂，小郁达夫像从天上落到地上一样新奇：“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撒去了几排，一间像乌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洋学堂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呜得意。县里唯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
烽火过后新中国成立。1952年进小学也要考试，家里事先教了一二三、父母姓名等等；走进人生第一考场，7岁小儿不知道害怕，招生老师只简单问了问；却听到邻居女孩哭啼啼，说是差半岁不能报名。解放初入学，年龄只能大不能小,小一天也不行！从此由小学、中学、大学走来，回头搜寻人生考场，高考真是决定人生命运的重要关头！
研究中国高考，放大视野100年，有3个阶段：一是清代科考（一般指文举）、二是民国高考、三是新中国高考——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前40年其实并没有“高考”之说，查查1930年版的《教育大辞书》（高觉敷、朱经农、唐銊主编、商务印书馆）和1948年版的《辞海》（舒新城主编、中华书局），都没有“高考”，也没有“高招”；再翻翻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学校新闻》等杂志，也难找到这些词汇。至于是什么原因，这里暂且不表，放在以后去说。
民国高考，旧学渐行渐远，考大学表面上不与选拔干部直接挂勾，但因为学堂读书是学习文化的唯一途径，一纸文凭便照样成为谋取前程的“敲门砖”。大学天生享有自主权，甚至一些私立大学比国公立大学更加优越，把清末已经形成的独立自主的高招高考沿用了下来；有些大学还有预科或附中，进了预科或附中等于先踏进大学一只脚，北大预科甚至可以免高考升本科。然而，教育越普及、自主权越大、大学越参差，各自高考的弊病就越突出；对此，民国采取过“高中统一会考”，尝试过“大学联合招考”，在抗战烽火中还采取过3年统考，但到战后主要是各自高考。
新中国高考，改造旧教育。1950年和1951年，高校开始实行“联合招生”，1952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即统考，1958年“大跃进”时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分省联考”一年，1966年“文革”起停止高考10年——其间6年打破常规招收过无须高考的“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1980年实行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新中国高考前40年，大学毕业即是国家干部，高考与读大学、当干部直接挂勾，在“文革”结束前实行严格的教育方针与政治审查；近20年，特别是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后，大学生渐渐与干部身份告别，但大学文凭仍然是许多人求职谋生的“敲门砖”和“独木桥”。2000年前后，出现了名义上要考试，实际上交钱就可以入学的大学生。如今实现“教育公平”，已经影响到中国高招高考制度的走向。
本书展示了辛勤收集的清朝末期闱墨、科考中的世博会论文、清末民国的高招广告、民国大学投考指南、圣约翰大学报名单、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招生简报、1977年恢复高考的准考证、1978年的高考试卷、文革后补发的文凭、评审职称表，等等。汇集这些旧纸图片，无意发“白发三千丈”的诗意联想，只当是历史发出了一张张邀请书，让我们一起钩沉兴许共同经历的“考试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