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在第6章写印度的章节里将本书的中心论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归纳，即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权威不同导致了它们有着不同的工业化的增长率，二是国家权威的基本模式形成于国家精英干预国家经济之前，尤其是形成于殖民时期。作者认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方法对全球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和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者希望通过确定国家权威的不同模式，然后追溯其变化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并探查不同国家类型的渊源。基于建立理想型的思考，作者确定了后开发地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威的三种历史模式：新世袭性国家、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分散性多阶级国家。本书通过对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四个国家进行案例研究来总结和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韩国被归为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尼日利亚处于另一个极端，即新世袭性国家，而巴西和印度处在中间，具有分散性多阶级国家的特性，但根据两个国家具体条件的不同又可以将之分为趋向凝聚性或者趋向新世袭性两个分类别。从研究视角上看，作者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虽然作者也承认基于社会结构的角色、统治制度（民主或威权）、自由市场、依附理论等现有视角的重要性，并承认其一定的说服力，但作者也指出它们仍然存在着缺陷，难以从宏观上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可以，这就引出探讨国家构建模式和国家干预模式的重要性，后两者的不同表现反映出不同国家之所以具有不同经济结果的原因，而那些更为细节的讨论与其说是对原因的解释，不如说其本身就代表了发达或不发达的表现，是对现实的描述。也应该看到，作者也带有浓重的历史制度主义倾向，在他看来，现在这些国家之所以具备现有的特点，都来自于过去已有的制度经历的影响，特别是殖民时期统治形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