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可参考阿卡罗夫和希勒：《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09。。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名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类的扣帽子、贴脸谱的做法可以鼓动公众的情绪，获得支持和选票，但对于理解危机产生的原因从而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没有任何帮助。 你称我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我说你是“凯恩斯原教旨主义”、“政府万能原教旨主义”，公众能从这样的相互指责中得到什么？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用事实和数据说明，美联储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人类确有“动物精神”的话，它首先体现在美联储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身上。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大幅偏离货币政策的“泰勒法则”（图1），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如同斯坦福大学的泰勒教授所指出的，低利率造成流动性的泛滥，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2001年之前，美国的房价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基本稳定，围绕一条水平线小幅波动（图2），表明收入和房价的增长大致同步，房价有收入的支持，市场总体是健康的。然而在2001年之后，这个比率脱离了长期水平线趋势，房价的上涨超过了收入的增加，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
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节节升高，于2006年中达到。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商业银行急忙收紧信贷，缺少了资金的支持，房价大幅回落。房价的下跌导致作为抵押品的房屋价值缩水，触发更多的次按违约，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发不可收拾。在紧张的观望气氛中，金融市场的动荡延续到2008年底，雷曼兄弟的破产如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市场信心，随后发生的事情已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历史，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
数据和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房地产市场从而金融市场的兴衰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例如次级按揭（Subprime Mortgage）、 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和短期货币市场产品，低利率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Leverage即负债率）。对于金融创新的过度，又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即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在2001年之后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二是理性经济人的，即创新的加速不过是对低利率的一个理性反应。
当利率不断降低时，按揭的月供数额减少，过去收入难以支付月供的家庭现在成了新的业务增长点，次级按揭因此而大行其道。华尔街不是政府机构，它的唯一目的是赚钱，事先不可能不做认真的分析。次按这样的金融创新不是“动物精神”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调整经营方向的结果，就像价格上升时企业增加产出一样。当借贷成本随着基准利率下降时，增加负债的不仅仅是家庭，金融机构和企业也更多地使用低成本的债务资金，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负债率和利率之间的反向关系是金融财务的基本常识，教科书中的标准公式，非但与“动物精神”无关，反而是人类理性的充分体现。
笔者无意为华尔街辩护，只想在这里指出，金融创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我们也不是说，低利率是金融创新从而资产泡沫的唯一原因，而只是说低利率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将全部责任推到华尔街头上，毫不反省货币政策的失误，起码是片面的和不公平的。政客们这样做是为公众“解气”，意在捞取更多选票，公众需要认识到“解气”的风险：诊断错了就不可能开出正确的预防药方。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沿着这一逻辑推理，我们似乎回到了奥地利学派的“自然利息率”，以及保证利息率在市场上自然形成的金本位制。人为操纵货币供应和利率，不仅没有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反倒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劫难。和“自然利息率”相类似的概念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弗里德曼指出 Milton, Friedma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Presidential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Eightie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 December 29,1967.，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运用宏观政策，将失业率长期维持在零左右。政府若坚持零失业率或者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除了通货膨胀，没有任何结果。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破除了政府万能论和政策万能论的迷信，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南。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不错，在危机之中，美联储向金融市场紧急注资，缓解了窒息性的流动性紧缺，美国政府救援大型金融机构，使美国避免了银行的大面积破产。但凯恩斯主义者们忘记了，中央银行的救急性注资根本就不是凯恩斯的主张，而是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缩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页。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7，第56页。！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20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
退一步讲，就算美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约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重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不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却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造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在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也开闸放水，2009年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7%！政策制定者显然混淆了货币政策的两个目标——稳定金融体系和稳定经济，混淆了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在我国金融体系基本健康、并无系统崩溃的危险时，模仿西方国家“救市”，匆忙推出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提拉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详细分析这些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和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监管和制约美联储有着另一现实意义，那就是防止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超发货币，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国转嫁其金融救援和刺激经济的成本。既然美元是实际上的国际货币，对美元发行的国际监管就是很自然的逻辑推理。如果因美国的反对，这样的政策不具备实际的可行性，各国所能接受的国际货币只剩下黄金，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重建金本位制。金本位不仅可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和货币发行本地化之间的矛盾，而且限制了各国中央银行滥发货币的能力。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