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的文学期刊中，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是如此地耀眼(《作家》，2007年长篇小说春季号)，他几乎可以让我们忽略当下文学的普遍不堪。
《山河入梦》一承《人面桃花》，讲述乌托邦与现实的纠缠不清，在那满怀希望的“建设”过程中，作者直面了生存溃败、个人挣扎、信念残存，他的精神指向是“不可实现”。自从乌托邦介入日常生活，它的动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看似美好的理想之病，当代作家，很少有人能对乌托邦的寄生性与腐蚀性有清晰而透彻的理解。
《山河入梦》有两个重要人物：县长谭功达(陆秀米的儿子)、县长秘书姚佩佩。县长谭功达一心一意要努力让他的辖区提前进入大同社会，但他遭到了生存的本能反抗，人性私欲也时时干扰他的行动与意志，他的生活节节败退，要改变全世界的人，结果连自己的内心也被禁锢。姚佩佩是由上海来投靠姑妈的孤儿，因偶然的机会，成为县长秘书，感情与身体的朝向发生了分歧，姚的身体最后沦陷于权力的交易场，受害者变成杀人犯。作者为姚佩佩的逃亡画了一个圆，她不可能逃出那个圈；作者又为她与谭功达的交往画了两条平行线，他们暧昧相望，她悲他，他哀她，他们无法向对方交付心灵，肉身却早已被旁人占领，最绝望的深刻体验者，不是他，而是她。观念的先天之罪，与后天的人为之祸，为害人间。谭姚之间，不是情爱悲剧，而是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的重合，肉身与内心严重分离，肉身不听取内心的召唤，内心时而对肉身发出错误的信息。最触目惊心的是花家舍，它拥有最严密的监控系统，而那竟然是桃花源的真实写照。
格非笔下的乌托邦，其思想脉络不会出于托马斯·莫尔等人以外，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理解，小说的最后一段话，其实是对1956年前后至1976年的乌托邦之想的精确描述：“没有死刑，没有监狱，没有恐惧，没有贪污腐败；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死亡结束了一段乌托邦，但另一段乌托邦却将从这里生长，人的本性决定了，乌托邦会随时发作。乌托邦永恒存在，永远干涉现在的生活，“假如乌托邦就是现实”——这个说法，只不过想表达我内心的逆反，我不希望乌托邦成为生活现实，但总是有人要把黑暗硬变成光明。乌托邦不是现实，但力图实现乌托邦却是一种现实，这一过程，可以浓缩人间的所有耻辱、所有悲哀、所有龌龊，它可以令死亡比活着更有尊严。
借用谢有顺的说法，好的文学，应该“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关于文学写作的通俗讲演》，《花城》2007年第1期)。在谢有顺看来，作家要跟现实签一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写作面貌；同时，必须讲究小说的物质外壳，否则就会像某些作家那样，总能把真的东西写假；“文学最终所见的是一个人的性情和胸襟”。
以这样的思考角度来看，《山河入梦》的物质外壳相当坚硬。诚实地来讲，《山河入梦》的开端，作者行文有些紧张，人物自白与对话略嫌文气过重，语言与人物身份相处得并不是特别“严丝合缝”，但这既可以看做是作者对文学纯粹性的热爱，也可以看做是作家本人的文字趣味，不必过于苛责。就小说语言而言，格非不是感性的天才，但他非常审慎，小说中每一个语词都扣着严密的叙事环节，每一个环节又清脆有声、郑重准确。举一个例子，可看出作者缜密而突出的叙事能力：司机小王经常滥用成语(初读觉得突兀)，到小说中途，作者才交待小王是因为爱上了姚佩佩才故意颠倒成语，这个安排，让我想起了薛忆沩《出租车司机》里的那一滴泪，不显眼，但前后惊人地密合。这样的细节很多，只要细心，就可以发现作者的独具匠心。
物质外壳下面，隐含着更深沉的文艺探索。格非以凝重而精炼的现代艺术叩问了历史、观念、人性的深处，另一端，历史、观念、人性相应地发出了沉重的回音。
而另一位作家，也正解读乌托邦。他的经典式口语，总是先于他的作品出世。那个著名的王朔，谈起了“众生平等”(《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月22日出版)，平等的号召力显而易见，但平等本身有着更复杂的伦理内核，我们在欢呼众生平等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绝对的平等，反而走向不平等？王朔可能不喜欢后现代这个词，但他事实上深谙后现代观念运作的所有秘密。他的行动总是先于他的观念，他的本能直觉总是优于他的理性反应。王朔惯于反讽，当他说众生平等的时候，也许他想说，众生不平等。
现实的极度匮乏，就这样催生了乌托邦之想，山河入梦、众生平等，都正“在路上”。让我们牢记卡尔·波普尔的警世恒言：“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文：胡传吉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