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书。全书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本书生动地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历史学者李亚平说:“如果想要了解二十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想要了解民国初期的成绩与失败，想要了解现在从何而来，而又想要不被误导的话，你就应该认真地读这一部书。”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我读了觉得很好，因为它很具体。以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中小学四门文科的教学都是失败的:政治课上成了语文课，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历史课只有观点没有史料，观点还未必对，外语是从学龄前一直学到博士后，水平还只相当于美国初中的水平。实际上我就觉得，在历史教育上我们应该重视史料，而这本书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另外作者经历过那个时代，写出来的历史有现场感，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跟没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是大不一样的，作者对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感受，而且作者是报人，其感受有广泛的代表性。尽管解放后写作时用了一些新的词汇来表述，但是笔下的历史还是带有事件发生时作者的感性认识，有他自己的悲欢感受。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谈到清代，为什么几乎都是正面评价？因为他们没有现场感，他们没有经历过清代，现在只是凭着一些想像去认识清代，这里面夹杂着现代人的功利，很难对那个时代有个公正评价。有这种现场感的人，像李大钊、鲁迅、陈独秀等从清代过来的人，谈到这段历史就会不一样。他们对做大清国的臣民是深恶痛绝的。我更尊重有现场感的历史学家对他所经历的历史进行的叙述。
这本书的细节也非常好。例如湖南在辛亥革命后，帮会纷起，新军、旧军都是靠枪杆子说话。帮会头目焦达峰做督军都镇不住局面，最后被枪杀。谭延闿是一介书生，最后他把湖南镇住了。书中写了他的几个细节，突出其武艺高强，使得他在湖南长时期执政的事实是可信的。军阀实力的形成源于湘军，湘军是服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军队，非国家军队，后来被淮军替代。中国从湘军开始，就造成了军队隶属个人或者是隶属几个人的情况，军队不是隶属国家了，后来北洋军阀是由淮军演变来的。所以，唐德刚的书里老说在他小的时候，听在淮军里当过士兵的上辈人讲淮军如何如何，所以他也是有现场感的史学家。军队非国家化，湘军起了一个头。
北洋军阀这些人是刚刚经过了清朝灭亡，他们本身又没多少文化——但是灭亡清朝，起作用的大部分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和西洋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我感到很奇怪，这时的知识分子，留学回来的也就是几千人，不到一万人，能量之大现在很难想像——像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上亿人了。北洋时期也是那样，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也就是几十万人，但是在舆论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而且北洋的军人，都是军人出身，所以对文的这方面，对法律都是不太懂，这样比较容易让外来的智慧吓倒。
那会儿也很奇怪，国民党的守法情况还不如北洋军阀，为什么？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权力在北洋时期还不太集中，守不守法受到社会舆论的厉害监督。所以，袁世凯也搞暗杀活动，也搞阴谋，但是一亮出来之后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我觉得北洋军阀的守法程度比国民党的守法程度好一点。比如宋教仁之死一案，现在仍是一个谜，仍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能证明就是袁世凯派赵秉钧布置的暗杀。当时上海检察所提出要传讯赵秉钧，这时他作为国务院的总理表示愿意接受传讯，但是不能到上海，可以到北京来，因为他有病，有医生证明，可国民党等不及。这可以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第一次以总理之尊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传讯。尽管没传讯成，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中较早就存在一股“戾气”，学者赵园写得特别好，这种戾气主要是跟专制主义压迫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解体有关系。在这种情态下，只相信暴力才能够解决问题，近百年来更发展到暴力万能论，认为暴力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暴力的确是万能的，能够打天下、驱赶入侵者，甚至抢银行，但是要想解决社会问题，暴力还不是万能的。我觉得这个戾气，这种暴力万能主义，其兴起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在长期战争之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流思想意识的解体之后。那时的情况是，儒家思想逐渐解体，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末年已经走到尽头了，清代的那种儒家实际是一节盲肠。
当大家都认为只有靠打斗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成了主流思想，这就是戾气，不仅仅下层民众，而且知识分子也有这个思想。到北洋时期，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都是枪杆子出身的，此外，他们也没别的。他们有时候感觉到缺少意识形态，缺少文化这种东西，所以李敖说张作霖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穿上大褂到各个学校拜老师，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事实。我倒没看到这方面的史料。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北洋时期，即使当政的武人们，因为对法律和文化的陌生，反而有某种程度的敬畏。到后来国民党就不行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留学生很多，他们有了文化，反而缺少了对文化的敬畏。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事实。
文：王学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