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讨论中国式管理时，有一种倾向性观点认为，中国式管理决不是帝王之学、权谋之术，言外之意是，传统管理思想不足以指导当代。然而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企业家国学研修班又得到媒体追捧，似乎这是传统主义占领管理思想市场的标志，传统管理思想又成为明珠宝贝。面对这种相互矛盾的际遇，人们不得不疑惑，传统管理思想的现实空间到底有多大？
对于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的基础是：传统管理思想的边界在哪里？边界之内的功能又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传统管理思想的边界很清楚，即德治、道治、权治、智治四个方面，这四治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功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先看德治。德治是伦理化的、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良好的文化氛围为目的的管理模式。古代儒家是德治的主要提倡者，同时，墨家、道家等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德治主张。他们的许多主张是相近的。如孔子主张以“温、良、恭、俭、让”等道德伦理规范人们的行为，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墨子主张无差别的“兼爱”等。德治要管理的是人内心的秩序，因此，德治具体有仁治、义治、礼治等维度，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特点。蒙牛总裁牛根生说，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所说的德，绝不是韦伯所提倡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而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西方管理讲究企业文化，讲究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企业要树立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就要在内容上有传统文化的成分，如公忠思想，如恕道精神。此外，还要有富有中国特点和气派的表述形式，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像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类充满深厚人文精神的表述，除了传统思想，哪个西方管理大师能够提供呢？
再看道治。道治是以辩证的、系统的思考为基础，强调管理行为要符合宇宙间的基本规律的管理模式。古代道家是道治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讲求“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等宇宙原则，提出无为之道的管理理念。同时，儒家讲求“中庸之道”等普适的行为准则。后期阴阳家也试图用阴阳五行规律揭示社会变迁的规律，从而提出社会管理方法。因此，道治具有根本管理方法论的特点，注重道治是中国古人大智慧的又一杰出表现。阴阳之治、中庸之治、无为之治都是重要的道治方法。四川恩威药业的薛永新写了一本《大道·无为》，讲述他的管理理念，而《中兴通信的中庸之道》一书则演绎了中兴独特的战略历程。这些例子都说明，战略性管理，除了要有西方人教给我们的术，更要有老祖宗教给我们的道。
权治是传统管理思想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仔细分析起来，权治是以领导者，特别是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基础，以管治好民众和臣子，使之不能为所欲为为目的的管理模式。古代法家是权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同时，兵家理论中，也十分强调将领的绝对权威和用术治理的方法。孙子的吴宫斩美姬的故事和“非圣智无以使间”的思想都带有深刻的权治色彩。按照韩非子的理论框架，权治包括法治、术治、势治等方法。此前，遭到人们诟病的主要是权治思想中的帝王权谋之术。可是，纵使我们不研究权谋，企业中的勾心斗角、市场上的尔虞我诈就没有了吗？事实上，尽管我们厌恶“斗争”，西方学者还是在饶有兴致地研究所谓的公司政治学。无庸置疑，企业领导人要想对不轨行为、乃至阴谋诡计拥有足够的洞察力，学习术治的思想绝对会有帮助。此外，在实践中，企业管理制度的设计完全可以借鉴古人的法治思想。而领导者要想有效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没有势治的智慧怎么能行呢？
传统管理思想的第四个方面是智治，又被称为谋略之治，是强调用机智的思路进行管理，往往是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方法。把握形势、时机、机智灵活是智治的典型特点。古代的兵家、纵横家等对智治做出了主要贡献。智治是在竞争激烈条件下的必用方法。具体说，智治包括空间视角的形势谋略、时间视角时机谋略、创新视角的奇正谋略等方法。无论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还是《百战奇略》，其谋略思想无出其右。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市场竞争插上谋略的翅膀，的确可以走得通、行得远。
边界既明，功能亦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或者在立意和境界上超越了西方管理思想，或者在方法层面与西方管理方法呈现互补关系，正是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明于此，传统的空间何在也许就是一个不辨自明的问题了。
李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