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人类迄今面临的最根本也是最严峻的问题，对生态问题的探讨、研究，将成为未来政治家和学者共同应对的课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长期以来关注中国社会的生态问题，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形成了浓烈的“生态情结”，姜春云同志在接受《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时，曾谈到自己的家乡山东省莱西市岗河头村，如何从一个苇蒲丛生、鱼虾丰盈；古木参天、绿荫苍幽变成了一个河流干枯，沙也被挖光，这其实也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一个缩影。200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2007年又主编了《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对中国生态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系统的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我们今天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是栖息地的意思。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858年，美国人梭罗的小说《瓦尔登湖》引发了生态观念；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第一次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这是生态学的启蒙著作，1970年美国政府据此设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I Protection Agency）。
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战略性。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全球21世纪最紧迫的重大问题。姜春云同志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结合中国当今经济、社会现实，从生态情势、发展理念、增长模式、消费方式、休养生息、环保投入、环境政策、人口战略、政绩考评、道德文化、环境法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极富启发性。
现实性。目前，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科学性。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一个学者的严谨、科学的态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
一般而言，生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下面我结合姜春云同志提出的道德文化生态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除了我们看得见的生态危机，如环境污染等，还有看不见的生态问题——文化生态问题。文化自身是一个大系统，同样存在着生态平衡问题。目前，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成为必须面对的文化战略。我认为应处理好三个关系：中西文化、儒道文化以及主流与民间文化的关系。
一 中、外文化生态平衡
如何处理好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一个方向性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70年的历史，其根本就是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其中，存在着某种“焦虑”心态。中国社会的“后发现代性”特征，决定了深层就是探寻中国文化问题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突出了一个“新”，即在中外文化上的第一次倾斜。不约而同地都把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定中国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在近代世界格局中处于困境的根源，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在历史发展中是有害的，传统文化是“已死的东西”，是“陈腐而邪恶的”，中国社会要进步，就“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这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李大钊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已全面处于“屈败之势”，必须“根本扫荡”；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异同》一文中，明确提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话来捣乱”。其实早在这之前，陈独秀就在1915年的《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了中国文化要“改弦更张”的主张。从这种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出发，在他们的现代化“方案”中，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的根本转型，意味着对中国文化设计的整体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摈弃。
“五四”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普遍性地采取了“弃如土苴”的决绝态度。五四一代学者，由于过于急切的现代性焦虑心态，在诸多的复杂性问题上都作了过于简单式的价值判断。简单地在“新”“旧、“中”“西”之间划等号，特别是涉及文化问题时，这种思维的简单性就更加清楚。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并认为，“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傅斯年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四千年之久的垃圾箱”；鲁迅在他著名的《狂人日记》中，则干脆用“吃人”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钱玄同更是主张废除汉字，改用西洋文字。这些文化巨人们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态度之决绝前所未有。这些“五四”文化巨匠们，大都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立足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尺度构筑着自己的现代化理念。他们大都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沿用“新”、“旧”的思维模式，坚持新优于旧、新取代旧的价值判断，以突破旧传统、创造新局面为己任，立足于“破坏”、“创造”，根据西学，批判中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生成的可能具有的合理性内涵
毛泽东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性”、“本土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提出“作风和中国气派”。建国后，毛泽东曾主张，中国的传统，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毛泽东更重视的却是“民族风格”。
目前，开放的整合的文化生态观。
二、儒、道文化生态平衡
中国文化第二层面的问题，是儒、道文化生态平衡问题。今天，我们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检视的时候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讲包含两大体系：儒、道。但毋庸置疑，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今天，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儒学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40多所孔子学院，到2010年，全球将建成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抛弃孔子的智慧，人类必将灭亡！”。但是，儒家文化的正统化，压抑遮蔽了道家文化的精髓。这也造成了文化生态的不平衡，产生了一些问题。
今年，前文化部长王蒙出版了一本新书《老子的帮助》，一直成为热销书，这一现象令人思考。
今天，人类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中国社会也同样如此。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危机和困境，许多人找到了“儒学”，但是，我要说，自我与社会的和解，人的自我的和解。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代比今天更需要老子，更需要老子的帮助。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每个人的心灵，就像一台内存高度超负荷的电脑，再不进行扩容，再不进行清理，就可能面临死机的可能，就可能需要重装程序。老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内存空间的扩容。王蒙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寻找一种思想的资源和药方。在王蒙看来，几千年前的老子，似乎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帮助。
如何实现儒道文化的平衡，是一个大课题，它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性格问题。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儒主进，道家主退，”道家文化赋予中国文化独有的灵动性、变通性品格，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今天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如：儒道对“有”和“无”的观念（“无欲”、“无为”、“无争”：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违背自然）。
道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念。“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自然为本的生态观念；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即是万物运动与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变之律则,“知常曰明”,是指认识和了解万事万物内在规律。“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在建设当代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孔子的智慧，还需要老子的帮助，如果不是更需要的话。我们现在的文化，刚性有余，灵性不足，进取有余，“无为”不足，如何让实现儒道文化的互补，是一个关系到文化生态平衡的大问题。
三 主流与民间文化生态平衡
在中国当今文化生态内部，还有一个关系，即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
文化分层在今天已不可避免，文化上的众声喧哗，多元共存，逐渐形成。从宏观角度讲，大致可分为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其间既存在相互认同的一面，也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一面。
意识形态文化的主流地位。媒体等舆论机器的宣传作用，使民间文化处于弱势地位。
要重视民间文化的意义。从一个长远眼光看，中国文化传统，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文化。
四 精神生态平衡
所谓生态平衡，除了人与自然的平衡，还有自我身心的平衡，即精神生态的平衡。道家强调人的身心和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这是人的自我生态平衡的观念。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角度看，中国人的精神生态十分失衡，存在严重的畸变。
本文是2009年9月27日在姜春云同志《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一书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温奉桥：博士，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