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中回顾了全球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到1914年，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语1914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对全球化的憧憬彻底击溃，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相当缓慢。依靠战争发了财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集会议，谋求战后繁荣的梦想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的诞生，两个机构都设在华盛顿，隔街相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还有世贸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IMF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战后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监督国际贸易，全球化在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卷土重来，进入第二阶段。自1960年以来，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为2%。凯恩斯的预言也成真了，今天我们有了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使得世界在网络面前呈现了另外一幅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功的。
但伴随全球化的阴影从未消退，从欧罗巴到亚细亚，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全球化这个词语诞生之时，批评就与之随行了。最大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公平的情绪造成了国际间的敌视。价值观不同酿成的“文明的冲突”与因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不公带来的矛盾相互缠绕，形成了新的对抗。这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一致。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秉持了这一思路，认为放开港股直通车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应该缓行。这种反对意见当然有道理，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2500人丧生。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现在IMF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
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
米什金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摆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米什金考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出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
当然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仍给穷国并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什金的建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使经济更有效的运行。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
作者：李华芳 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