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放得更宽一些，去检视中国企业面对的问题。中国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们同意遵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遵守的有关进口、出口、投资的全球规范；这意味着中国允许世界上的企业到中国市场来竞技，而中国企业也能够进入世界的竞技场。
“Made in China”是现在中国经济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词汇。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减速，利润大幅滑坡，在竞相削减成本的赛跑中，跨国公司们都在重新寻找成本最低的制造基地。最佳基地往往就是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上百万有才华的工程师和良好基础设施的中国。WTO过渡期结束，奥运会即将召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青睐，凭借本国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工厂。
然而，众多研究几乎都立刻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价格优势是中国企业手上一张重要的牌。2004年12月的《商务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出现了“中国价格——美国产业最恐惧的四个字”的标题。这篇封面文章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出口产品依靠其低廉的价格已经让美国传统制造业
《商务周刊》，2004年12月6日。全面萎缩。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小企业老板开始认为中国对美国制造厂商和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中国竞争者会毁灭掉美国从厨具、车胎到电子线路板的众多产业。
他们认为中国产品的低成本导致美国公司不得不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价格不但导致美国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也导致了美国15 00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越来越多的大麦、花生油、豆油和工艺品、加工制品，而出口的都是一些原材料。价格优势带来的重大经济力量，使制造业从美国以空前的规模向中国转移。他们设想，如果纺织品配额取消了，十年之后，可能世界上90％的服装工厂都在中国、印度等劳动力密集的地方。
更令美国企业担心的是，中国出口的产品已经不仅仅是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的网络通信设备甚至汽车可能成为主要的对美出口商品。在通信设备方面，大到路由器，小到网卡等产品的中美价格差距都在40％以上。《中国世纪》的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Oded Shenkar教授的论点更加直接，他告诫美国的企业，如果他们还在生产任何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应该立刻退出，否则会失血至死，因为中国厂家总是可以推出更低价的产品。美国企业需要崭新的商业模式来和中国竞争。
中国价格对美国来讲成为非常棘手的两难问题。因为这两个经济实体之间已经出现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对策的出笼可能都会牵一发动全身。一方面中国价格似乎成为美国制造业的痛苦之源，但另外一方面，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宝洁都宣布在中国市场获利是他们在全球战略的最重要部分。中国在2001年部分加入WTO之后，贸易限制放宽，美国的保险业、银行业和零售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没有人敢于忽视这个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
从中国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和产品提高了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降低了美国本土通货膨胀的风险。可以说中国经济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如果美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那些在各个领域里依靠中国产品的美国本土企业会首先受到影响。所以美国有人希望用20年前对待日本的策略——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政府一定会考虑到就业、市场和金融方面诸多风险，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异常谨慎。
中国价格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就在“中国价格”的封面文章发表两个月之后，《商务周刊》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肮脏的秘密》的文章。其内容并非耸人听闻，中国价格和其背后的快速经济增长有部分是以牺牲环境和公共健康为代价的。在中国南方的很多电器制造企业和轻工企业里面，看到的是大规模的人力生产线。车间里面生产线上的工人在电路板上手工插上元器件的情形让我们联想到农民在农田里插秧的情形。而且由于不少企业的环境保障措施不好，一些年轻的工人工作在重污染环境中。中国官方也承认如果按照现在的状态发展下去，中国的污染到2020年会是现在的四倍。
中国经济发展依赖的能源70％还是来自煤炭。每一美元的GDP产出，中国就要比别的国家多消耗3～4倍的能量。世界银行研究估计了由于环境污染导致中国人生产力的下降和医疗费用的增加为1 700亿美元。
从2007年开始，关于中国产品和食品安全的报道愈演愈烈，涉及的产品从宠物食品、牙膏到玩具。一时间，关于中国市场企业监管机制不到位的报道不断，并演化成一场所谓的“中国制造”的危机。
2007年一家美国玩具商三次宣布召回产品，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总数达２ １００万件。因此西方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产生畏惧。美联社的文章甚至写道：您以后还敢为孩子购买中国制造的玩具吗？虽然，之后这家玩具商承认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公司对由此引起的中国制造业形象受损表示充分理解并道歉。2007年9月加拿大两位教授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玩具商１９８８年以来的５５０次召回事件中，７６％是因为美国玩具商的设计问题所致。产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式。有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美国发生的召回案中约六成是针对中国商品，涉及宠物食品、玩具、轮胎等多个领域。
关于2007年中国玩具召回事件，参考《述评：美泰事件与对“中国制造”的认识误区》，新华网，2007年9月24日。中国企业正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美国部分媒体的挤压和误导之下，中国产品没有获得应有的国际品牌形象，而这影响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好的口碑。
《国际先驱报》在2007年10月10日的一篇报道《美国更大规模抹黑中国制造大量商品再被召回》中表达了对“中国制造”国际形象的担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背后，中国的制造业是人海战术，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进口元器件，再由中国组装的比例很高。中国是玩具大国，但是大量玩具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中国是服装大国，但是80%是贴牌生产；一台DVD得交十几块钱的专利费；高端技术由跨国公司垄断；几乎百分之百的光纤设备、80%的集成电路、石化设备等都是靠进口；进口民航飞机一次就是几十亿美元；进口汽车是700多万辆；引进的技术90%以上是国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消耗的一次性能源占世界10%以上，其中钢铁业占28%，水泥业占28%。虽然我国GDP增长上去了，但是核心价值和核心产权却留下来的不够多。如果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变化，中国人只能把自己的家园变成世界的廉价工厂；我们也不希望依靠苦干获得了财富，却丢掉了宝贵的健康甚至生命。
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为了应对竞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控制成本。浙江的一家电池厂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将工厂移到了苏北。要在当地生存和发展，企业家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适应当地的经济环境。但是企业发现，虽然企业在施展各种管理策略去降低成本、提高绩效，尽管企业管理者非常忙碌，但业绩改善远未达到预期。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的环节上的资金链非常紧张。一方面，上游的供应商由于被企业拖延付款，变得越来越谨慎，不收到货款就不发货；而下游的超市和便利店不但提高了进场费，而且经常以各种借口将两个月的货款拖延到四个月再付。面对高额的环保费用开销和国家对于铅电池产能扩大的严格限制，企业的管理者遇到难以想象的艰难局面。降价再降价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在超市每卖出一块电池，生产企业就亏几分钱。为了品牌和生存，企业咬牙坚持。
世界上有知识经济体系和工业制造体系，前者掌握了价值链的最高端，掌握着定价权；而后者则丧失了定价权，丧失了创新的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但是这类产业对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不会有大的突破，同时仅仅依赖初级生产要素是无法获得全球竞争力的。
以罗技鼠标为例，每卖出一个40美元的罗技鼠标，中国生产商只获得大约3美元，而其他的钱则被美国的设计、芯片和零部件厂商赚走了。另一个是台积电的例子。英特尔的模式是这样的：美国人设计方案，用电子邮件发出去，委托中国台湾台积电公司为其廉价制造大量芯片。中国赚取的利润只有2美元，美国赚取的利润要远远高于中国。“薄利多销”、“质优价廉”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的核心；然而，反倾销、贸易壁垒、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使得中国企业在传统的商业文化下生存得越来越艰难。
我们必须直面严酷的现实，并且要深入地反思：中国的价格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优势”除了能帮助企业扩大产能和将低廉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之外，还产生了诸多什么副作用？这种价格优势能够保持多久？既然企业用“插秧”式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常常费力不讨好，中国企业除了依靠低价格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其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特征以及管理者的决策思路三个方面去寻求答案。
从宏观经济上分析，中国经济的先天条件和宏观经济政策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30%，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大约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1/30，是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1/10。平均来讲，从每月薪金一千元的服装厂工人，到每月一万元的软件工程师，从产品加工、办公人员、港口调度人员到销售人员，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劳动力价格都非常低廉。这也使在中国进行生产和加工的企业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
从20年前的改革开放开始，以转型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制造大军纷纷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境外投资在中国也倾向于从事有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的企业已经不再投资本国的制造业，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了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中心，这是由于廉价的原材料和低廉的劳动力是中国最主要的资产。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稀缺的土地、矿产和饮用水等自然资源。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和资本稀缺的现实让政府倾向于大力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投资和对华采购需求又促进了对外出口加工业的发展。
中国价格也为海外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竞争优势。传统的资本密集型模式经常阻碍新入行者获取足够的空间，从而无法对地位稳固的市场领先者构成威胁。而采取劳动密集型模式的中国新入行者，则具有较持久的成本优势，因为受资本约束较小，这些中国企业可以依靠降价进入市场领先者原先控制的低端市场。
从管理者的决策思路分析，价格思维在过去一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还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很多人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快速的市场变化，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对产品进行降价并扩大产能。
但是这种价格战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一位在南方从事制造业的台湾企业主抱怨，在中国做制造业越来越难。因为每年海外的经销商都会以不采购为砝码要求降价，如果想拿到大的订单就必须不断加盖厂房、招聘员工。这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工厂人越来越多、贷款越来越多、原材料采购越来越多，而企业的负担越来越大、老板的身体越来越差、员工的抱怨越来越多。
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企业仍然将产品的低价作为其主要的竞争优势呢？
价格思维沿用了传统的战略思想，认为努力争做产业中的成本领先者会非常有效。价格思维一开始会相当有效，因为在供大于求的时代，市场由很多对价格敏感的顾客组成，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实现产品差异化的途径，购买者不关心品牌间的差异而且讨价能力很强。这个时候关键点在于价格要比竞争者低，谁做到了这点谁就能获得市场份额和销售额的增长，或者将其他竞争者驱除出局。
但是在任何一个产业，只能有一家企业借助成本最低实现差异化；其他企业必须找到使其产品具有某种特色的差异化途径。这样很多企业开始采取差异化战略，专注核心业务，聚焦到特定的消费者群体、特定的地域市场；或者只生产特定的产品，从而比服务于广大市场的竞争者更能为准确界定的狭窄市场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在创新力不够强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采取差异化战略时，不得不面对零售商很强的议价能力。他们往往不给某种特色产品价值以很高的评价，从而不接受该产品的高价位。在这种情形下，有些企业就不得不放弃差异化战略，重新选择成本领先战略。中国企业放弃差异化战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大家都具有超强的模仿能力，竞争者可能迅速找到模仿差异化特色的有效途径。公司很难找到产品特色的持久性源泉，而其特色会被竞争对手迅速或免费地模仿。另外差异化战略要求企业有能力对研发和营销职能进行有效协调，拥有吸引科学人才和创造性员工的良好氛围，这对许多企业来说可是头疼的问题。
价格思维仍然是很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领导者所沿用的，传统的价格思维也还会在很多企业家头脑中普遍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即使管理者的观念发生变化，希望跳出这个被动的恶性循环，经济上的生产要素也不会立刻转变。
联想在中国个人计算机（PC）市场上市场份额超过35％，自身规模也达到200多亿元，但也面临发展的天花板。其中重要的因素是，PC成本走势、价格走势和产品走势，主要由英特尔和微软主导。即使假设其在制造成本上可以超越戴尔，但戴尔因为规模而从微软、英特尔获得的操作系统、CPU价格折扣可能完全抵消这部分差异，因此，在全局，制造成本超越戴尔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生产力成本上分析，中国的设计师和高级技术人员的薪水虽然快速地上升,但即使以后五年每年上升8%，高级劳动力的成本仍然是硅谷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且不论还能够找到每小时10元薪金的手工劳动者。即使人民币升值10％，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会抵消掉成本的上升，所以制造业的投资整体说来还是具有效益的。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制造商希望中国制造业会渐渐失去其优势，中国制造大国的地位还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一些企业好像慢慢陷入了价格竞争的泥潭，明明知道危险来临，但是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