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传之弥广，是因为书中展示了为政以德的巨大魅力。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施政观点和经验，是透过为政者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体现出来的。今天再读《贞观政要》，从唐太宗的君臣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中，仍能感受到这位盛世之君所具有的居安思危、爱才重贤、宽厚爱民和屈己纳谏的为政之德。
一、居安思危，殷忧兢慎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可贵的为政之德。而《贞观政要》中所记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忧患意识，则十分突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以下省去书名，只注篇名）。他和朝中大臣惧怕唐王朝社稷不固，重蹈亡隋的覆辙，因此，特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专门讨论、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执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征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论政体第二》）的观点很是赞同，将其“置之几案”，随时警示自己。
殷忧兢慎的忧患意识使唐太宗能够谨慎为政。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论政体第二》）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敢追求享受的原因。
二、爱才重贤，知人善任
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是一个君王重要的为政之德。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开国伊始，他便态度鲜明地宣布自己的用人准则：“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第二十七》），并坚持宁缺毋滥，大力改革官僚机构和官场积习。
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位后，他对前朝的官员和原太子的臣僚采取了宽大政策，一些谋臣受到重用。如任用追随先太子李建成的魏征即是众所共知的显例。对于任用的原因，唐太宗曾对不满重用魏征的长孙无忌谈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论任贤第三》）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执掌政务20年，恪守职责，成为后世良相典范。隋朝旧臣李靖和李密旧部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们带兵抗击外侮，消除内患，屡建奇功。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初唐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三、宽厚爱民，恭俭节用
唐初经济一片萧条。面对如此局面，唐太宗深知要保持天下太平，必须爱惜民力，恭俭节用。《贞观政要》第一篇就记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就君主与百姓关系训示臣下的一段话：“为君之道，必须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执政前期，唐太宗经常以宽厚爱民的政德来教育大臣，并把它贯彻到执政实践当中，推行轻徭薄赋、不误农时、减少征伐等休养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曾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
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论务农第三十》）贞观元年，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备齐。这时，他想起秦始皇因广建宫室而引起天下“怨叛”的教训，于是立即停工。贞观二年，大臣们请求营建一座阁楼，使太宗能够搬离原先低下潮湿的宫殿，“固请再三”，太宗恐“糜费良多”，“竟不许”。
虽然唐太宗所谓“怜惜百姓”，不过是“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论行幸第三十七》），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他能减少私欲，恭俭节用，体恤民情，这就安定了民心，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唐初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四、从善如流，屈己纳谏
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导致国亡家灭为鉴，“开怀抱，纳诤谏”。在《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倡导进谏的记述比比皆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公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下，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论求谏第四》）他不仅要求大臣尽情极谏，也要求大臣自己须受人谏。君臣一心，形成一种求谏、纳谏的良好风气，这正是唐太宗的德治愿望。
唐太宗对进谏有益者，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凡进谏有功之人，每每加官进爵、赐物赠书，以资鼓励。他看了魏征所谏的十思疏后，亲写诏书答复，诚恳地承认错误，并表示将把谏疏放到几案上。魏征去世时，唐太宗亲临恸哭，发自内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论任贤第三》）
能接受进谏不易，能改正错误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错，绝不文过饰非，不但褒奖进谏者，而且虚心接受，力求改进。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外，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避免和防止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当然，由于唐太宗晚年居功自傲的情绪增长，逐渐“不悦人谏”，独断专行，留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遗憾。
文：裴蓓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