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著作在中国大陆已有多种译本，这次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的文集，因而有了一次集中阅读的机会，但我的注意力之所在，是《自我认知》这部作者自称是“哲学自传”的著作。
作者在“前言”中解释说，所谓“哲学自传”，“那就是一本哲学的、精神历程和自我认知的自传”，而“自我认知”，在作者看来，则是“我把世界、整个世界与历史的进程、我生活里的事件，作为我的小宇宙的一部分、我的精神道路来体验”。我以为，这就是这部著作的“文体”的独特性:一方面，思考“我”与世界、“我”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我”在世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体验的沉思，而这两者又是密切关联的整体；前者是“哲学”的思考，后者是精神的“自传”；没有后者，前者就属于纯粹的哲学命题，就不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也就无所谓“哲学”的自传，而没有前者，则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传”，生命的体验与沉思也就不具有“哲学”的深度。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作者独特的“身份”之使然，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又经历了俄国社会的巨大的历史转折和两次世界大战，这种“身份”优势，决定了这部著作的“文体”特征，又是这样一本独特的自传的写作前提。
极其重要的是，别尔嘉耶夫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精神哲学”。这种哲学的根本命题，借用作者另外一部著作的书名来说，就是“人的奴役与自由”，正如作者所说:“我最反对一切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它把思想过程客体化并变成独立实体，把它们抛向外部，变成‘客观实在’，被作为本体论范畴运用于精神，而把精神自然主义化。我的哲学是精神哲学。”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我认知》这部“哲学自传”的思想内涵，非常重要。
作为一个思考“人”(“精神”)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对他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会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造例外。我不仅不是冷漠地对待社会问题，而且还常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的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含义上，我是反社会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这段话是别尔嘉耶夫对自己的“自我认知”，揭示了他思想性格的矛盾特征，由此我们可以进而领会他的“精神哲学”的思想原动力，也可以看出他独特的人生命运的内在原由。他被苏联政府所驱逐，也许不难理解，但他又遭到同样被流亡在外的各种侨民组织所排斥，乃至不被西方的多种学术团体、机构所接纳，原因何在？——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别尔嘉耶夫的这段话，使我想到中国的鲁迅——他的自述、他的经历和命运。
别尔嘉耶夫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承认社会主义真理”，因而积极参加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运动，直到他被苏联政府驱逐，他仍然“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并且认为:“我所体验的俄罗斯革命，是我个人命运的因素，而不是外界强行塞给我的某种东西。”原因首先就在于，沙皇俄国的政治统治使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奴役”状态。所以别尔嘉耶夫深刻指出:“所有人都应该对革命负责，最应该负责的是旧制度的反动势力。”这是说“革命”发生的现实合理性。其次，也因为别尔嘉耶夫自我的精神个性，正如他在本书第五章叙述他之所以“转向社会主义”时说:“我从来都不能接受世界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事物，这就是我的革命性的源泉。”
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精神个性作为他的“革命性的源泉”，却是有两个不同的“革命”的指向:一是政治的“革命”，另一个则是精神的或者思想的、文化的“革命”。也就是说，当现实政治、社会黑暗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政治的“革命”，即政权或政治秩序的变革，而这种“革命”如果不能满足人的精神自由的愿望，则会进而导致精神的或者思想的、文化的“革命”——比如中国的辛亥革命和随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原因，使得别尔嘉耶夫“转向社会主义”并且参加推翻沙皇俄国的革命，而他的精神个性则又使得他在俄国革命之后成为“反革命”。如他所说:“我天性所拥有的革命性，首先是精神的革命，是精神的起义，也就是反对世界的奴役和无意义的自由和意义的起义。”这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的关系与区别。
别尔嘉耶夫对这样两种“革命”的区别有十分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在本书第九章回顾他在“俄国革命”的精神历程时，一方面“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正义的”，另一方面则强调指出:“但我不把它(按，指“俄国革命”)想象成披着彩虹似的美好。恰恰相反，我很早就预见到，革命将消灭自由，获得胜利的将是极端性和对文化、精神的敌视因素”；“革命是一次重病，是痛苦的手术，它证明的是正面创造力量不足，它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别尔嘉耶夫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许多侨民的观点都让我厌恶，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由某种凶恶的力量、一小群暴徒造成的，至于他们，则一直站在真理和光明的立场上。”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原因在于“侨民的观点”既混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区别与它们的必然性，也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本质特征与意义。
理性的清明并不能排除感情的沉痛。在回首“革命”历程时，别尔嘉耶夫虽然保持一个哲学家的冷静的分析，但也流露出难以克制的感伤:“俄国革命同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忘恩负义的。俄国革命黑着良心对待俄国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迫害，使他们沉入深渊，并不顾念他们为革命作过准备。它把整个旧的俄罗斯文化都抛入深渊，实际上，后者一直反对历史上的政权的。”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独特魅力。
文：高恒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