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死疲劳》批评的回应
崔立秋:《生死疲劳》这部小说出来之后，批评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扬者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批评者则认为它几乎一无是处。前不久在《文学报》(2006年7月6日头版)上看到北大学者邵燕君的一篇文章《放弃难度的写作》，对您这部小说的创作提出了质疑。邵文这样说:“无论从当代创作的角度，还是从莫言自身的创作角度来看，都没有提供有意义的新质，更不用说有探索性的挑战。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虽有长度但缺乏密度并且放弃难度的写作。”您如何看待邵燕君的这个评论呢？
莫言:我没看她的文章，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文章内容。(略)我一贯地认为，文学批评只要是能够自圆其说，能够顺理成章，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肯定要往最好里去写，肯定要把作品写得比较满意了才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听到别人说好，当然自己会很兴奋；听到别人说不好，也会很兴奋，但那是另外的一种兴奋。我认为邵燕君的批评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崔立秋:邵燕君在文中首先批评的是您这部小说的写作的速度，她说:“写作的速度和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至少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长篇不是可以靠灵感一挥而就的。有难度的作品就是写得慢，放弃难度的作品，才可能超速生产。”
莫言:她当然可以这样批评，我也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解释吧？我觉得写作时间的长短本来不应该是作家向媒体宣布的一个话题，但是有人要问，也不能不说实话。面对媒体，我确实感到左右为难。你们提出问题，我如果不回答，就显得傲慢无理，而且也不尊重你们的劳动，但如果要回答，就必然要有漏洞，甚至授人以柄。书出来后，有人问我你写了多长时间，我不能把43天说成43年，只能实事求是地讲。此外，我并不认为写的时间长，就必然会出好作品；相反写的时间短，就必然出不好的作品。虽然我写了43天，但是我让人帮我录入电脑以后，一直在电脑里修改，连续修改了好几个月才拿出手来。这部小说修改的时间超出了实际写作的时间，我讲这个实际写作是指写完初稿、写完那900多张稿纸的时间。这里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把修改的时间算在写作时间里，没有必要那么自鸣得意地宣布只写了43天。当然，即便加上修改的时间，相对于这样一部49万字(版面字数)的小说，也不够长。
崔立秋:邵文还对小说的章回体这种形式进行了批评。她说:“‘章回体’的运用也是外在于文本，小说的结构并无‘各章回自成段落’的特点，叙述者也无‘说书人’的特质，除了‘字数长短’外，把章回回目换成西方小说式的章节标题并无分别。”
莫言:我们古典小说里的章回体实际上是集市上说书人所留下的一种痕迹，他要收钱，要卖关子，就且听下回分解，后来就演变成章回体。那时候的章回体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叙事的一种节奏，它在编故事的时候，事先想到一种关节，一种转折。我对古典小说缺乏研究，上述粗浅认识，难免贻笑大方。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说过，章回体在《生死疲劳》这本书中，只不过是雕虫小技，完全可以不要这个章回体，这一点邵燕君看得很准确。我的本意只是想让读者阅读的时候更加醒目一点。我自己在阅读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如果是一、二、三、四那么分的话，看一会我就糊涂了；我想，假如用了章回体，在阅读的时候就方便了许多。另外，我也确实想用这种方式，唤起读者对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的一种怀念，当然也是我对古典小说的致敬。《生死疲劳》中章回体的使用并不是什么发明和创造，这是我对媒体讲的原意。至于此书有无“说书人”的特质，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我自己认为，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吧？
崔立秋:您如何看邵文所给出的“放弃难度”的写作这一评价？
莫言:什么叫有难度？什么叫没有难度？难读的小说未必就代表了我心目中的难度。《尤利西斯》阅读的难度非常大，但是写作的难度未必有多高(这是我的狂妄之见，抱歉)。我想，这个所谓的难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抽象又很丰富的概念。她说没有难度，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她有自己的难度标准。我可以不同意她的判断，但我必须尊重她的判断。不过我自己感觉还是有难度的，有难度与一日万言并不矛盾。写得艰难和小说的难度，不是一个概念。这部小说除了讲到了六道轮回，讲到了土地改革中过左的政策，更多的内容还是在后边。土改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这个小说的简单背景，这确实算不上什么艺术创造，大概更是个政治问题，代表了作家对历史的反思和政治勇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张炜先生的《古船》就涉及到了，后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本人的《红耳朵》和《丰乳肥臀》，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争光先生的《从两个蛋开始》尤凤伟先生的短篇小说和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都涉及到了。我着力塑造的实际上还是像蓝脸、洪泰岳这一帮人，着力想揭示的是从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最重要的问题，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也决定了一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的繁荣与凋敝。我对蓝脸这个人物倾注了心血和感情，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有这样一个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敢于不向大多数人投降的人，我觉得他身上包含了很多宝贵的素质，最后经过历史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坚守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还有洪泰岳，这样一个人，也是一大批农村干部的代表。80年代的乡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那是惊心动魄。吊诡的是，不但像洪泰岳这样的人反对，甚至连一些地主、富农的后代都反对。洪泰岳们的坚守和牺牲，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虽然那样悲壮而滑稽地死了，但他保持了人的尊严，因为他也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并为之献身。这就像虽然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失败，但那些早期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依然有许多令我感到肃然起敬的东西。我认为我发现了历史当中一个有价值的个性和一个没有价值的个性，这个没有价值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从文学意义上看，洪泰岳也许比蓝脸更有价值。至于六道轮回，其实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时空结构。这些是我要表现的重点，或者说是我自认为《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而像章回体、土改等，确实没有什么难度，谁都会用会写，但我的着力点并没在那上面。
崔立秋:最后，请简单谈谈邵文对小说语言的批评。
莫言:关于语言问题，这更是没有办法的事，鲁迅的语言是公认的经典语言，但不也被一个名叫老志君的香港学者和台湾的李敖先生挑出了许多的毛病吗？鲁迅尚且如此，何况我这样的肤浅后学。我不同意老志君和李敖对鲁迅文体的判断，但他们的判断提供了另外的思维向度，当然有理由存在。有不同的声音，总是好事。
文：莫言;崔立秋
出处：文学报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