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崛起”的合唱已经太够了。
那些在所谓“大国崛起”的“盛宴”中红光满面的中国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应该明白，这都无助于解决中国人本质的焦虑：“苦大仇深”的“中国制造”，依旧痛苦于无法步入产业和公司价值的“新世界”，依旧在“旧世界”之中苦苦挣扎。
同样让人足够困惑的是：20多年来喧嚣不断的“标杆学习”，并没有让中国诞生与标杆同行的企业？那么，我们时代的企业家原型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如何修为自己，要将企业带入如何之境？
一手缔造京瓷等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体悟到，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就不可能靠近自己，“你能够实现的，只能是你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稻盛的体悟一针见血，仿佛揭穿了中国企业家20多年来苦心营造的成长“画皮”。我们时代的企业家内心到底真的有没有那种“杰出”的渴望呢？
稻盛的体悟并非灵光一闪，而是几乎以自传的格式集结在《活法》一书中。《活法》以一种异常独特的格式呈现了京瓷和KDDI这两个世界500强公司如何诞生的机理，但这并非公司经营之道的“秘籍”，而是独白式的关于人生修为和选择的自白书。在这本小册子中，两个庞大的世界500强公司就在人生的“精进“中诞生了，但这并不是什么终点，它们只是人生修为中伴随的自然结果，其主人公其后毅然前行，终至归依佛门，开始生命第三个历程的修为。
《活法》本质是一部人生和心灵修为的灵魂之书。在某种意义上，《活法》因为其强烈的“劝世”倾向，会在中国被视为一种“说教”，甚至道德的说教。在一个曾经道德说教泛滥的国家，这并不受欢迎，甚至可能被认为虚伪。因为，在这个国家，无数的事实教育了人们，正式或台面上的东西并不重要，总有另外一套规则（以“潜规则”而知名）在起作用。这一套哲学并不仅仅流行于社会，商界更是深谙其道。
而稻盛恰恰回到原点上，回到人生和道德的信仰上修为自己。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修炼灵魂。这成就了商业，也成就了人生。
稻盛之所以为《活法》开篇，恰恰也是因为其感觉身居乱世之中，需要重新审视活法。“我们现今的生活纷乱如麻、前途未卜的不安分的时代。富裕却不知足，丰衣足食却礼节不周，充分享受自由却倍感闭塞。只要有干劲，就什么东西也可以得到，任何梦想也可实现。但是社会却弥漫着颓废、悲观的氛围，甚至有人甘愿成为丑闻的主角，甚至犯罪。”这几乎是今日中国时代的写照，尤其是不断被丑闻笼罩的商界。
在《活法》中，你同样看到一个日本，一个在经济起飞中“堕落”的日本，“美好心灵不复存在”的日本，你才明白不只是中国企业热衷于房地产，在暴利的面前，日本企业也席卷其中。所以，所谓热衷于“机会主义”等等，并不能构成中国企业绝对基因的东西。它是普遍的人类的问题。那么，既然如此，日本企业家给我们的“教义”到底在哪里呢？
这实际就是克服那些普遍的弱点所产生的“进化”或“特质”。
稻盛将人生和事业成功的起点，简洁地从“强烈的愿望”的开始。所以，他在倾听松下幸之助关于企业“水库哲学”的演讲时，才有被电流击中一般的感觉。稻盛不同于那些在台下起哄松下、逼其回答“怎么建水库”的人群，他是被松下幸之助“必须要有不建水库誓不罢休的决心”一语击中。
而在此之前，一个曾经诸事不顺，想就此“破罐子破摔”进入“黑道”的鹿儿岛青年，正在以“强烈的愿望”改变自己吸引“灾难”的“心相”。“心相”在《活法》中是相当有力量的词组。它内含这样的深意：“人生中的遭遇全部是自己内心吸引来的。其人生低谷与高峰、幸福与不幸也是由自己的心相呼唤而至的。”这让稻盛甚至反省到少年时躲避照顾身患肺结核病的叔父，自己却恰恰后来患病肺结核，而一心一意照顾叔父的父亲和哥哥却安然无恙。
在大学毕业费尽周折就业，却“倒霉”进入“任何时候破产都不奇怪”的京都电瓷制造厂后，稻盛醒悟到愿望能成为新的起点。“愿望是一粒种子，是人生这个庭院里生根、发枝、开花、结果的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为了实现理想，只是一般的愿望是不行的。”
由此，“中国制造”所根本缺乏的细节开始一一浮出水面。为了解决用于电子产品中的精密陶瓷的精度，稻盛在工艺改良的现场，看到陶瓷在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炉火中弯曲时，竟然想把手从窥视孔伸进炉内，想让陶瓷不再弯曲。这当然并不可能。但事件关键在现场。一心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稻盛，已经谛听到现场产品传来之喃喃“私语”。而“从产品的上面压住”的瞬间冲动实际上就联想到了解决方案。他由此记之，现场有神灵，伟大之物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没有强烈的“誓愿”，“伟大之物”就根本不会因感应而降临。
在这样反复的体验之后，稻盛终于铭刻下这句震撼灵魂的格言：“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就不可能靠近自己；你能够实现的只是你内心渴望的东西。” 一个时代的企业家原型已经跃然而出。我们终于明白，一个企业家修为的境界就是一个企业的高度，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高度。
对于身陷“中国制造”价值困境中的企业界而言，稻盛带来的几乎就是一个宗教，以佛教为主体的“日本制造”的“宗教”，其中充盈了中国古典的思想，甚至可以溯源于其父母信奉的净土真宗。
但这样挖掘日本的“成功经验”，最终会将中国人带向诚惶诚恐。因为如果回到宗教，就仿佛回到“韦伯命题”，正如比照曾经发达的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那样的追问，是不是因为缺乏宗教，中国制造最终无法抵达日本制造曾经达到的高度？这个国家是不是还要再经历一次宗教的复兴？
或许，对于我们的时代，宗教还是太过敏感、沉重了。冯仑在岁初《跨越历史的河流》的一文中，曾对中国的企业家大声疾呼要修炼内心。在时代的湍流中，这起码是一个新的起点。